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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本章主要内容:1.中国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情况2.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刊物3.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几个趋势4.中国早期社会问题研究主要方面第一节早期社会学研究团体的出现和学术研究刊物的出版一、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北京青年会的几位学生认为,在当时社会混乱的状况下社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青年人不仅要研讨宗教,商榷人生问题,还要讨论社会服务问题,为此应该建立一个机构,团结有志于社会服务的人士,共同努力。11月,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1914年在政府正式立案。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宗旨是: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调查部在1914~1915年组织学生对北京人力车夫进行调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社会调查。1919年的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副会长王伦。同年11月1日,创办《新社会》旬刊,负责编辑和组稿的有郑振铎、瞿秋白、耿匡、瞿世英、许地山等,到1920年5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共出版19期。《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改造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新社会》1919年第1号)《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该刊物围绕社会的改造,登载了许多关于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问题、介绍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批评社会缺点、述写社会实况的方面的文章。同时,还有一些介绍社会学流派和社会学史的文章。但是,北京实进会“不过是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组成的一个青年组织,还说不上是一个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其出版物也说不上是一个规范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二、中国社会学会的成立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者的研究和译述活动一般都是自发和零星的,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也是自行组织和自行安排的。1922年,中国社会学界的第一个学术机构——“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它是由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学的余天休发起成立的。由余天休任主编的《社会学杂志》双月刊也同时创刊,并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会刊。从1922年3月到1925年8月共出2卷共8册。后由中山大学出版了第3卷的第1、2期。又在齐鲁大学编辑出版了第3卷的第3期。到1932年11月《社会学杂志》发行到第5卷第4期,前后达11年之久。在1924年间,“中国社会学会”曾拟出版一套6种的“社会学丛书”,但是只出版了第一种的《中国群治与进步》。《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2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队伍弱小,力量还十分薄弱。另外,当时的社会上一些人把社会学误认为社会主义,北京政府也对该学科大加干涉,致使社会的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同时,作为较早涉及和研究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余天休是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劳工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思想落后于实际。(韩明谟语)《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从《社会学杂志》第1卷第1号的文章中开宗明义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输送外国之传播品,囫囵吞枣,绝不加以研究,此是中国最不幸之大事。又有许多人中国社会情形既不注意,于研究方面而又不加以分析之工夫,竟至盲目以各种主义,如‘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职业组合主义’等等……应该产生一种‘中国主义’(Chinaism)。”《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这种思想倾向对社会学的发展更加不利,加上“中国社会学会”成立以后,参加的人数少,其创办的《社会学杂志》实际上是由余天休一人编辑,影响面相对狭窄,所以,社会学的发展速度很慢,最后不得不终止或半途而废。当然,作为较早成立社会学研究机构并出版专业刊物的重要人物,余天休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贡献还是应该肯定的。《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三、《社会学界》的创办及其他刊物对社会学的关注在《社会学杂志》于1925年因经费不足第一次停刊后,1927年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主持,以该系社会学会的名义创办了《社会学界》年刊。该刊的宗旨:“我们刊行社会学界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我们看见社会学杂志停刊,想继续负它的使命;二是为了我们想请求中国的社会学者起来做些整理中国社会学材料的工夫,好让喜欢研究本国社会学的本国人,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耘。”《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社会学界》每年出1卷,从1927年起到1938年止共出版了10卷,其中1935年和1937年因战争的原因未出。前后共登载文章100多篇,大约80%是关于研究中国社会的文章,文章大多为当时社会学界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撰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学家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内容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社会理论、社会调查、社会问题、合作事业和乡村建设、劳工问题、语言与社会、民族、教学、国外社会学和书目书评等。《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梁启超的《社会学在中国方面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对社会学的领域给予界定。文章写到:“就文义言,本科(即社会学)范围极大,把政治经济等等,都包括在内,要讲学问的兼并主义,真没有及得上他的了。就狭义言,范围仍不算小。但凡人类活动,带有全体意味的,都是社会学的领域。”《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还着重论述了社会学在中国应处的地位,并把研究社会学是中国人的责任这一高度来认识。“中国人,在世界文化上,责任很大。我国人数最多,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假使没有把这部分人类活动研究好;或者把这部分人类活动抛弃了,至少这门学问,算是缺了一个Quarter(四分之一)。《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我国历史又长,可上溯至五千年,许多现在号称文化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后半橛看得见,前半橛看不出,惟有中国可以看出全部。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学问,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社会学方面责任更大,须看清楚了。一面我们责任重大,一面让我们自己发明的余地很多……因为地方大,历史长,可以自由发展。”《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关于研究社会学的对象,梁启超认为可分为两种:一现在的情形。这种工作要靠实地调查;二历史的事实。现在的社会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全有历史演出。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难即在于此。并强调凡属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的事实与调查现在的情形,同等重要。《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梁启超还对如何研究历史和搜集历史资料的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还运用以上的研究方法,列举了他对土地问题、阶级问题和妇女问题等社会问题的看法。在20年代,梁启超对社会学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比较深刻的,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社会学的刊物在30年代增加了,社会学的研究引起了多种刊物的关注,除了《社会学界》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阵地外,其他刊物也发表社会学研究文章,甚至出版专号,推动了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复旦大学创办《复旦社会学系半月刊》。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借用该校《半月刊》在第1卷第14期上发行“社会学专号”。劳动大学社会学系也借用《劳大月刊》发行“社会学专号”。《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此外,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中国政治学会的《政治季刊》、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社会科学杂志》、上海社会科学会的《社会科学杂志》、上海社会局的《社会月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新月出版社出版的《新月》等等,都发表了许多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当时上海各日报在其副刊上,也常发表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四、“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及活动到20年代末,社会学经过了一段快速发展后,学术队伍逐步壮大,学术研究不断加强,全国各高校社会学系先后建立并渐趋发达。《社会学界》创办后,给社会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阵地,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联合全国社会学界的团体。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学在全国的影响,协调全国的社会学研究事业,推动社会学的向前发展,社会学界感到有必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东南社会学会的成立:1928年9月6日,吴景超、孙本文与上海各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聚会时,提议组织东南社会学会,以联络东南各省专攻社会学者共同研究为主旨。当即推举吴泽霖、潘光旦、孙本文为临时委员,起草章程。《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11月29日,通信选举职员,开票结果是:孙本文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编辑主任,吴景超当选为编辑,吴泽霖当选为书记兼会计。至此,“东南社会学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东南社会学会成立后创办了该会的会刊——《社会学刊》(季刊),1929年7月出版第1卷第1期,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到1930年合并到“中国社会学社”时,共出版了4期,以后作为“中国社会学社”的主要刊物继续出版。《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北平“社会学会”:在北平,陶孟和、许仕廉等人于1929年组织了一个“社会学会”,联络北方的社会学者进行社会学研究。它与“东南社会学会”一样也是地方性的社会学机构。《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1929年冬,东南社会学会负责人孙本文、吴景超、吴泽霖等与北平各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陶孟和、许仕廉、陈达,以及东北的刘强等人商定,在原有东南社会学会的基础上,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藉以联合全国社会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及活动1930年2月8日,“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孙本文、许仕廉、吴景超、吴泽霖、陈达、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钱振亚等9人为第一届理事,孙本文任正理事兼编辑主任,许仕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吴泽霖任会计。《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东南社会学会的会刊《社会学刊》从第2卷起,改有中国社会学社编辑,成为该社的主要刊物,仍由孙本文任主编。“社务”中规定了该社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全国社会学者共同研究。其研究项目分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实际问题、社会实地调查、社会服务及社会行政等四类。《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的成立大会,为该社的第一届年会。到会的代表有100多人,分别来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协和大学等十多个单位。此次大会孙本文为正理事,许仕廉为副理事。《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演讲,其演讲的题目是《社会学与民族学》。同时,会上还宣读了16篇论文。1931年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第二届年会,孙本文为正理事,杨开道为副理事,讨论的中心是“人口问题”,会后出版了《中国人口问题》论文集。《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1933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讨论的中心是“家庭社会学与社会变迁”,陈达为正理事许仕廉为副理事。1935年2月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年会,讨论的中心不详,许仕廉为正理事,吴景超为副理事。1936年在南京举行第五届年会,讨论的中心是“社会规划”,吴景超为正理事,黄文山为副理事。1937年1月在上海举行第六届年会,讨论的中心不详,吴泽霖为正理事,柯象峰为副理事。《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1943年,由于战争的原因,第七届年会同时在重庆、成都、昆明三地举行,柯象峰为正理事,陈达、孙本文为副理事,讨论的中心是“战后社会建设”。1947年10月,第八届年会分别在南京、北平、成都、广州四地举行,负责人不详,讨论的中心是“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应取之途径”。《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该社社刊《社会学刊》共出到第5卷第2期,因战争的原因而停刊。1944年1月,中国社会学社与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仍由孙本文任主编,其邀约的编辑人员皆为国内知名的社会学者,人数达六七十人之多。所刊内容主要是以社会建设和社会行政为主。1947年4月,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学社”另行编辑出版《中国社会学讯》月刊,由柯象峰任主编。《中国社会学史》第三章第二节中国早期理论社会学的研究3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的繁荣时期,中国的社会学者,在学习消化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本国的问题,注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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