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第87讲杜维明《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嘉宾：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浙大光彪讲座教授杜维明《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维明以为，“同”与“和”是有区别的，“和”的对立面是“乱”和“同”。“异”是“和”的必要条件，没有“异”就不能“和”。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更多讲的是“求同存异”……儒家传统是一个划时代、跨文化，同时也是多学科的一个文化现象。说它跨时代，因为它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主流。自11世纪开始，又从中原文化的主流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它对越南、韩国、日本和海外的东亚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人认为儒家传统是代表东亚文明圈的一个思想传统。说它跨文化，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日本的，朝鲜的，也可以说是海外东亚社会的文化。说它多学科，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宗教、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各方面来探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想问的是：有没有一条思路、一种理念，可以把这么一个划时代、跨文化、多学科的复杂现象串起来？也就是说儒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不是有现代的意义？有全球的意义？它是不是能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另外，面对未来的世界，它可不可能也成为全球人类的一个参照？儒学——为己之学说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是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它一方面讲修身，一方面也讲人和自然、人和天道能否互相感动的问题，可是我想说儒家是“为己之学”——希望能够为自己培养创造自己的人格。儒家传统就是一个学做人的传统，那就是一直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中展现它的价值。儒家所理解的“己”就是个人，但他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是变化的、发展的，希望能在逐渐的变化发展中，成全和展现自己。所以他不是孤岛，儒家没有发展成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而像一条河流。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完成自己的人格。儒家所谓的“己”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这个中心点，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自我认同。一般的理解是，儒家比较注重关系网络，注重人际关系，注重社会性，所以人们常常把儒家当作一种社会文明，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儒家仍有强调主体性的一面，真正了解儒家，就把个人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网络配合起来，这个中间就有“和”的问题，也有“异”的问题，有调节的问题，也有矛盾冲突的问题。因此儒家是非常现实的，不是空谈。那么儒家对“己”的期望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儒家希望每个人不要做一个损人损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也不要仅仅满足做一个利己也不损人的人。儒家最希望人能做“利己利人”的人。现在所有要讨论儒家的问题，都应该以一个活生生、具体存在的人作为思考儒家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哪怕是克隆。因为两个一模一样的杜维明坐在一起，我并不是他，两人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这是儒家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因为不同，每个人都有特殊性，包括族群、性别、年龄、语言、环境，甚至基本价值取向等的不同。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才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运动能力非常强，有的人乐感很好。能力的差异导致人们在自我发展时有不同的选择。于是儒家要问一个问题：伦理的能力——就是学习做一个善良人——是不是有选择性？所以我说儒家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如何培养人的素质，希望人能够全面发展。因为人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要考虑本末的关系，深浅的关系，前后的关系，个体和全面的关系……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在伦理这个层次，每个人都应该以修身为本，这是儒家考虑的基本问题。儒学——同情的伦理如把伦理当做一项重要的议题，那么儒学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伦理呢？我以为，它是一个关怀的伦理，一个同情的伦理。你在社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是正名的问题。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老师就要像老师，同学要像同学，同事要像同事，前面说实际是什么样的人，后面说希望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中国的老传统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很多最好的儒家学者也认为三纲是基本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元素。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认为这是儒家的糟粕，应该扬弃。但“五伦”在某种程度上是健康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别就是分工的不同），朋友有信。儒家不是一个僵化的思维，它从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一直在进行调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经过了西化和现代化以后的儒家，是适应新时代后体现出来的哲学和人类学，它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在今天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价值不仅在维持一个社会的安定上能够起非常大的作用，还对人类社群的重组都有一定的说服力。还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特殊性和公开性（开放性）两者如何结合。也就是它如何处理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人类乃至生命的共同体和宇宙的共同体。我们必须要超越个人主义，特别是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必须超越家族主义，不能够陷入地方主义。儒家也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能够和鸟兽植物的生命共同体合在一起。儒家之人文精神儒家的这一套思想，以人为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落实在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同时有开放性，逐渐的展现，能够和宇宙大化连在一起，这是我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样一套思路今天能否为我们展现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人文精神呢？我认为可以。举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1968年12月24日，因为太空人的关系，人类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地球。我们了解到我们生存的地球，它的土壤、水源、空气都很容易受到伤害，物种的减少、土壤的流失、水源的枯竭，甚至空气的污染引发人类的存活问题、环保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儒学开始体现出它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即我们可以和世界任何东西发生一种血肉的联系。一只鸟受伤了，你会感到遗憾，虽然不会像看到人受伤一样震撼，但还是会有所触动。即使你看到草木被摧残，你还是会觉得不好。尽管这种情感是有分别的，不是博爱和一视同仁。这种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有一种浪漫的意味，那么它和现在最强势的思想能否进行对话、共鸣甚至双赢？什么是现在最强势的思想？我想最强势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就是市场所带来的动力。市场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但如果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影响到社会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大学、慈善事业、职业团体，乃至人际关系，这个社会面临的就不仅是不稳定、不和谐，甚至会解体。理性动物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在法律的前提下，尽量从自由市场中扩大自己的利润。尽管市场不一定就是自由的，也常常不完善。这种观念体现在西方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自由。此后，西方经济学家布坎南意识到，虽然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但不是唯一的。除了自由以外，应该还有“责任”的问题，没有责任市场社会不可维持。最近，他又提出，除了“自由”、“责任”以外，还有一个“善心”的观念。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伦理，就是越有权、越有势力，越能够掌握资源、掌握信息的这一批人，应该对人类付出更大的责任和关怀。而这正是儒家倡导的同情伦理。这种同情伦理包含四个向度：个人、社会、人类如何与自然取得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如何相辅相成。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和”。儒家之“和而不同”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同”和。“和”是有分别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和”的对立面不仅是“乱”，而且是“同”。而“异”的差别是“和”的条件，没有“异”就不能“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非常深刻的智慧，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故事。晏子和齐侯及其臣子聊天，齐侯问他：你看我们两个很“和”。晏子说，你们两个很“同”，不是“和”；如果是“和”的话，应该“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另外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如果要绘画，就要各种不同的颜色，如果是一种颜色绝对没有办法绘画。“和谐”的观念来自“异”。1978年我到武汉进行学术交流，那个时候随县出土了2000多种中国战国时代的传统乐器，每一件乐器都有它的特征，正因为它不同，所以奏出来不同的声音，互相调剂，就成为乐曲。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烹调，如果是艺术，如果是音乐，那么谁是大厨，谁是画家，谁是指挥家？从现代这个角度来思考，我比较倾向民主文化、民主政治。就是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的力量来协调，有政府的力量、学术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及企业的力量。我们在座的大半都是知识精英，我们有责任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亲近的人好，而且要慢慢向外扩张。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己先安顿好自己，然后能够再帮助别人。社会中很多人能够这么做，那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温情的社会。当然，“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有两个意义，一种意义是不健康的，就是单调的，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佐料，它不能够使社会有序发展，不能够使社会资源丰富；但另一方面，志同道合就很好。同乡、同辈、同学、同门这些都是很好，因为殊途同归，它就丰富了。所以怎样协调，怎样能把紧张逐渐的减低，把冲突和矛盾消解，那是我们的目标。“异”是“和”的必要条件，这对儒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挑战。因为儒家是一个融合的思想，正因为它是融合的思想，有些人认为它是中庸，为了“和”，牺牲了原则，有很多的缺陷。其实儒家的核心价值可以帮助儒家对于“和”的观念做进一步的提升，“和”在儒家传统中应该有一个“中”的方向性。“中”的观念是不偏不倚的，但也不是简简单单把各种差异性混在一起，是有原则甚至在具体的时候是有抗议精神的。儒家之仁道从文明的对话这个角度来看，儒家传统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应该有儒家的核心价值“仁爱和人道”这样一个积极原则在后面加以支撑。“同”的思路和“和”的思路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后者是个复杂体系，内部有障碍甚至有冲突矛盾，但是整体思维整体方向能够协调。这种情况下，对话成为重要的机制。为什么强调对话？第一个就是在培养我们听的能力，第二就是扩展视力加强自己反思的能力。因为跟他者和不同的观念与不同的思想信念能够照面和对话，才能对自己的见识有进一步的超越。“仁”的价值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它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觉”是一种滋润的伦理原则，所有其他的价值都要靠人来支撑，这个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这个理念；另一个特色“健”是一种创造，是一种生命力，是能够发展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通过“仁”的滋润达到“和”，这个“和”就应该是有丰富的内容，有活力，有创造力。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我的这个讲题——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范围很大，涉及的层次很多，接触的课题极为繁杂，但这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课题，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戏，而是一个我认为既有现实性、前瞻性，并且很严肃，也很紧迫的学术课题。我提出这个课题以及与此课题有关的一些相当片面的设想，已经有好几年了。最近五年，我特别感受到这个课题有深刻的意蕴，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不仅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应该重视这个课题，就是政治界、企业界和大众传播也应该予以关注。因为它联系到中华民族（广义上的中华民族）如何进行自我了解，如何认识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课题。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文化中国是什么意思？它和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怎样去定义？在这个背景底下，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谈一谈儒家传统为文化中国塑造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望这个设想能够契合吴德耀教授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现的人格风范。文化中国这个课题，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讨论过。1987年，一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创办一个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时发行的杂志。那时，我们的共识，就是把这个杂志叫做《文化中国》。至于杂志的内容，不仅是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也会探讨文化课题。另外，傅伟勋先生也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总之，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1990年，我申请了一年假期，离开哈佛，到夏威夷东西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就叫“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