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_要素禀赋与环境质量_基于我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贸易与环境贸易开放、要素禀赋与环境质量：基于我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傅京燕周浩摘要：近年来有关贸易与环境的研究围绕着污染避难所假说（PHH）和要素禀赋假说（FEH）逐步展开。本文以我国省际层面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细致的实证研究，检验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是否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进。分别使用衡量环境质量的两个指标（污染强度和人均污染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1998-2006年期间30个省份（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污染强度的回归结果支持PHH但不支持FEH，即一个地区较高的相对人均收入使污染强度较低，一个地区较高的相对人均资本使污染强度较低。人均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结果既不支持PHH也不支持FEH，即一个地区较高的相对人均收入使污染强度较高，一个地区较高的相对人均资本使污染强度较低。关键词：PHH；FEH；污染强度；污染人均排放量一、引言近年来，在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也在严重恶化，这两者同时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对外贸易在1998-2006年间急剧上升，进出口额从1998年的3239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7604亿美元，增长了5倍多。但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冲突更加突出。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以及环境执政能力缺乏越来越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①。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影响一国的环境质量呢？污染避难所假说（PHH）支持贸易自由化导致污染产业会从环境规制较严格的国家迁往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环境标准的差异源于国家间收入的差异，收入较高的国家往往环境标准也较严格。其次，环境标准的差异源于污染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害。这是由各地区环境自净能力及人口数量的差异造成的。PHH认为，国际贸易使一国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得以分离，环境规制较严格的国家把污染产业向国外迁移，同时通过进口消费这些产品而不污染本国的环境。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清洁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生产污染产业。尽管这一假说在直觉上是成立的，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者是弱相关的（Jaffe，1995；Copeland、Taylor，2003；Mulatu，2003）。Taylor（2004）进一步指出，有关PHH的实证研究往往会混淆污染避难所假说（PHH）与污染避难所效应（PHE）。相对PHH而言，PHE是一个较弱的假说，因此得到较多的经验支持。PHH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出口并刺激污染产品的进口。PHE认为，决定生产区位布局的因素不仅是环境因素，还必须考虑决定生产的其他因素。因此，贸易模式要服从PHH的预测，PHE必须大于决定贸易模式的其他因素。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因为如果存在很强的PHE，PHH就会成立。Taylor（2004）特别指出，除了环境规制严格度这一因素外，其他因素中必须重点考察要素禀赋。要素禀赋假说（FEH）认为，资本比较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此资本充裕的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和资本的累积是同步进行的，如果不考虑资本累积这一因素，就可能把资本累积效[基金项目]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03015）“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21）“应对国际资源环境变化挑战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08JZD0014）“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研究”的资助。傅京燕：暨南大学经济学院510632电子信箱：[e-mail]；周浩：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84《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贸易与环境应归于环境规制效应中。尽管有关污染密集型生产与贸易的理论研究所得的结论是明确的，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难以解释的结果（见表1）。表1贸易开放与环境质量关系检验：一些代表性文献文献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Birdsall和Wheeler（1993）VanBeers和VandenBergh（1997）Xu（2001）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Edington、Levinson和Minier（2003）Busse（2004）Cole（2005）Bruneau（2008）估计方法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截面，引力模型截面，引力模型面板，固定效应面板，时间和产业的固定效应截面，普通最小二乘面板，时间和产业的固定效应面板，时间和产业的固定效应数据集80个国家污染密度的变化，1960-198825个拉美国家污染密度的变化，1960-198821个国家的双边贸易，199234个国家污染产业的净出口，SITC四位数（版本2），1965-199540个国家293个观察点的对数模型（空气中SO2浓度），1971-1996美国净进口，4位数的产业（SIC代码），1978-1992119个国家的五个高污染产业的净出口，SITC三位数（版本3），2001五组双边的贸易流量，ISIC2位数和4位数，1969-199657个国家的28个制造业，分别考察出口、进口以及出口/进口的污染强度三种情况的变动模式估计结果+（没有考虑FEH）+（没有考虑FEH）-不显著PHH与FEH均存在污染最严重的产业往往也是流动性最弱的产业，PHH不存在不显著PHH是否存在依赖于污染物的不同而有所不同IPPS数据库中的16种污染物显著支持FEH，但几乎不支持PHE从总体上看，国外主体研究中尚未发现专门研究一国内部各个地区的贸易开放、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国内有关的研究只涉及到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有把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的研究。污染避难所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是否可以引入到一国内部考察不同区域和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极具学术的意义和解释实际经济现象的价值。而我国经济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特别是地区开放度的不平衡也为笔者利用我国数据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现实依据。二、指标选取与计量模型的设定1.环境质量的衡量指标（1）污染浓度还是污染排放目前国际上对环境质量的度量一般采用以下两类变量：污染浓度（concentrations）与污染物排放（emissions）②。很多学者认为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对二者相互替代使用。事实上，污染集中度与污染物排放量二者表征的意义和分析结果是不同的。排放量表征的是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质总量，而不考虑污染物质所排放的区域面积。浓度衡量的是单位面积或容积中的污染物质量，不考虑排放污染物质的经济活动。因此，污染排放数据更适合于衡量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而污染浓度数据更适合于评价污染排放的福利影响（Jean-Marie，2009）。污染浓度数据是评价污染影响环境及人类健康的最适合的指标，但是这些数据难以与经济活动相联系，其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虽然与污染排放源的距离是影响浓度水平的基础性因素，但是生产与观测点地理距离的准确数据往往不完整或缺失，这是采用浓度数据进行多国研究的主要困难；第二，即使可以获得生产和浓度测量的观测点位置的数据，但二者的关系很复杂，必须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因为浓度水平不仅受非人类因素和非产业性因素的影响，例如火山活动和家庭取暖，还受测量设备类型的影响。另外，浓度水平还取决于气候条件，例如观测点的风速、气温和降雨（降雨会降低浓度）。虽然一些因素可以通过虚拟变量来控制，但另一些因素，例如与气候相关的因素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较难进行控制。为了克服以上困难，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使用污染排放数据代替浓度数据。污染排放与特定的生产活动直接相关，因此适用于分析不同产业的生产与污染的关系。Antweiler（2001）采用污染浓度作为--85《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贸易与环境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其分析对象是贸易自由化对全球109个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各环境质量监测点，并且成功地对地理位置和扩散条件进行了控制。如果很可靠的数据难以获得，Cole和Elliott（2003）不赞成采用污染浓度数据，因为难以控制上述各种特定地区的差异。鉴于此，笔者使用污染强度（即Eit=污染排放量/工业增加值）和人均污染排放量（即Eit=污染排放量/总人口污染排放）衡量环境质量。（2）污染物的选择除了污染浓度和污染排放数据的选择存在差别外，选取不同污染物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由于不涉及全球环境质量的问题，因此在污染物的选择上选取了4种评价我国环境质量的污染物，而没有包括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本文侧重于工业部门的污染排放，因为工业部门的污染排放占我国污染物排放的60%左右，为了能够较为全面地考察我国的工业污染问题，笔者采用了空气、水以及固体废物3个大类的污染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空气污染中的二氧化硫、粉尘和灰尘排放指标。SO2浓度是衡量空气质量时普遍采用的指标。烟尘和粉尘是固体颗粒物（PM10）的主要来源，而PM10也是衡量空气质量时普遍采用的指标。2.计量模型的设定与贸易自由化有关的结构效应已成为许多理论研究的热点，其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优势的驱动因素。一些研究认为，如果一国的环境规制低于其贸易伙伴，那么将获得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3，8，12，27，30]。这些研究结果均认为，PHH在理论上是存在的③。例如，Baumol和Oates认为，那些不实行环境规制的国家将会自动成为世界污染产业的栖息地（Baumol和Oates，1988）④。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ACT（2001）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和/或环境规制驱动的。而且，环境规制在模型中是由收入差异和相对价格变动内生决定的。由于ACT的结论和方法与本文关系密切，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模型进行简要的回顾。假定一个开放小国，使用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力（L）生产两种产品X和Y。假定产品X属于资本密集型的污染产业，而产品Y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清洁产业。p和pw分别为污染品相对于清洁品的相对价格。如果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贸易壁垒，那么国内价格将不同于世界价格。p=βpw（1）其中，β表示贸易摩擦程度，β越趋于1，说明国内相对价格与国际相对价格越接近，因此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越高，贸易摩擦越小。如果一国是产品X的进口国，则β1;如果一国是产品X的出口国，则β1。ACT把污染（Z）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z=Ŝ+σ̂+ê（2）其中，Ù表示变动的%，S是规模效应，即经济规模变动引起的排放的变动，变量σ代表总产出中污染密集型产品X占的比重，即结构效应，e表示污染产业的污染强度，即技术效应。ACT通过对方程（2）的进一步分解得到私人部门的污染需求。污染需求是规模、资本禀赋和污染产品的世界价格的正函数，是污染税的负函数。贸易摩擦的程度同样影响污染需求，但是，这一效应是正还是负取决于一国是污染产品的进口国还是出口国。在ACT的模型中，污染供给由污染价格即污染税决定，而真实收入决定污染税，因为真实人均收入的上升会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污染需求与污染供给相结合可得到以下减化形式的方程：ẑ=γ1Ŝ+γ2k̂-γ3Î-γ4T̂+γ5P̂W+γ6β̂（3）其中，所有的γi均为正值，k表示资本劳力比，I表示真实人均收入，T表示“国家类型”，其他变量含义同上⑤。下面就可以清楚地解释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如何变动。对于污染产品的出口国，β1（即ppw)。贸易自由化使β值趋于上升，由此β̂0。因此，对于具有污染产业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将增加污染排放。相反，对于污染产品的进口国，--86《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贸易与环境β1（即ppw)。贸易自由化使β值趋于下降，由此β̂0。因此，对于具有清洁产业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将减少污染排放。ACT得到一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重要结论。假定影响污染排放的其他因素不变，贸易自由化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并不唯一。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依国家而异，并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比较优势⑥。在ACT的模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