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优秀范例

关于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优秀范例关于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优秀范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课题。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并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如何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成为当前我国最具前沿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程。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相应地，推进共同富裕伟大事业的核心议程之一，就是在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科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全面评估各地区共同富裕建设进展。这构成了本文的目标。01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如何理解共同富裕是构建指数模型的重要前提，只有厘清共同富裕的内涵、范畴和特征，才能进一步思考共同富裕的目标、评价指标和标准。（一）理论内涵共同富裕是历史的永恒主题。在前现代社会，共同富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资本主义的兴起让人类社会第一次看到共同富裕是可及的，其根源在于机器大生产的使用及生产社会化叠加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并将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扩展到全民。但是，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更似一种权宜之计，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追求的核心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鸿沟扩大，欧美发达国家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批判及社会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与此制度目标相适应的则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与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3年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阐释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实现的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论述了“先富论”“共富论”及其辩证关系。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目标安排、实现路径和关键举措，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对共同富裕概念下了一个定义：“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我们在前期研究中基于学术思想史，曾经尝试着提出一个共同富裕概念，那就是：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二）共同富裕的特征基于上述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界定，我们认为共同富裕具有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特征。共同富裕具有社会总体财富增加和人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历史上诸种社会理想基于物质、文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描述分配问题，共同富裕首先要突出富裕，缩小差别，即要在高水平发展上实现全社会福祉与福利总量不断提高，这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要求，这就要求在现阶段推动共同富裕仍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在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速，巩固壮大经济总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根基。共同富裕具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性。共同富裕处在平均主义与两极分化之间，确保不同群体具有获得财富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公平权利。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基于社会成员基本需求和政府基本职责，设计一整套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健康服务、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制度建构中保证所有人机会均等，最大限度推进民众有能力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在分配正义上共享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行使自由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共同富裕具有发展的协调适应、长远利益和种族繁衍的可持续性。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概念，是随社会变迁的持续善治过程，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在时间维度上要考虑到代际公平。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既要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破坏自然资源和后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同时不能只依靠不断加重个人税赋负担、出台过多社会政策、过多过高承诺社会保障水平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实现社会环境体系与自然环境体系、生产体系与再生产体系之间的均衡发展，包括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治理、环境可持续承载等。02已有研究回顾当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中国情境对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作了探讨，或从收入分配角度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富裕度和共同度，以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当期收入和人均储蓄及其离散系数对全国31个省市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或将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部分：一是用于反映我国发展总体水平的基础指标，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制度；二是用于反映差距存在与消除的核心指标，包括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与社会保障；三是用于反映与国际水平比较的辅助指标，包括发展水平与人的感受。还有学者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以农村居民生活富裕为评价对象，设计了物质和精神二重维度划分的评价指标体系，物质生活状况包括收入水平、生活便利和生活品质；精神生活状况则包括社会保障能力和科教文卫服务。总的来说，国内现有的几个关于共同富裕的评估研究大多采用国际流行的指标，评价重点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共同富裕处在平均主义与两极分化之间，其对立面是贫困，学术界关于贫困的测量对共同富裕的评价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贫困就其内涵界定来说，国际上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两类界定，其测量包含了以收入为基础的测量和非收入测量的方法，若跨越简单的收入标准讨论，各国都共同认可的测量标准包括四大类:（1）获得能够满足最低住房标准的住房；（2）获得保证最低卫生条件的基本服务；（3）获得基本教育；（4）实现最低消费水平的经济能力。这也为我们诠释和测量共同富裕提供了借鉴。更具体地，由于前文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特征，因此，我们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对这些特征的国内外现有评估。关于发展性的测度，国际上大多以收入或消费作为基础，将标准线设定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某个比率，低于标准线的人口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反之则较为富裕，如美国皮尤中心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家庭年收入是全美中位数的三分之二至两倍的家庭，并根据家庭人口数和大都市区生活成本列出跻身“中产阶层”所需最低收入门槛。“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取值范围在0~1之间，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泰尔指数”是衡量社会资源分配均衡性的常用实证指标，它可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数值越低则表示资源配置的差异性越小，越具有公平性。世界银行提出的“共享繁荣溢价”指的是各国最贫困的40%人口年收入或消费的增长率，与所在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溢价为正，则表示底层40%人口的收入占经济体总收入份额正在增加。关于共享性的测度，国际上大多基于非收入测量的方法，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可操作的测量指标，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A-F方法最为典型，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指标值界定为“预期寿命”“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三个分指标的几何平均数。国际劳动组织将健康状况、教育与物质作为测量的核心维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则将参与社会和市场的机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保持健康和生活自主性等要素整合进行测量。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全球民生福祉报告》中将民生福祉的测量确定为经济（包括收入、经济稳定性和就业）、投资（包括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社会包容性等）三方面。关于可持续性的测度，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财政发展指数全面反映了各地在人均财力、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债务率、社保负担、预算管理等诸多方面差异。北京大学发布的PPP指数则从地方政府保障水平、社会参与情况以及PPP市场整体运行状态、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等方面，提出促进各地提供更好保障、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的建议。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研发并每月发布的平安浙江指数，及时反映浙江各地平安建设水平，成为全省各地平安状况的“晴雨表”。概括起来，当前国内外围绕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等概念已进行了一定讨论，探索开发了评估框架与指标体系，这对于我们构建共同富裕指标模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即重视提升收入和财富水平，同时尽可能缩小不同群体间和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扩大共享公共服务范围；强调多主体参与的多维度可持续。然而，现有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结果正义，即在结果上兼顾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较多关注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对于政治和生态环境等关注较少，而且，一些国际流行评估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不可简单地因袭。具体而言，关于共同富裕评价尚需克服以下局限：一是在评价内容上，现有评价维度选取较为有限，社会追求的关键价值目标与政策目标衔接度不高，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进程的决策意义不高；二是在评价主体上，现有指标体系对于符合正义原则的资源分配方案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和群众的主观评价有所欠缺，多从供给侧角度考量各地政府的工作，忽视从需求侧考察民众的感受，可能导致客观测量与民众主观感受之间的割裂；三是在指标测算上，基尼系数、离散系数等计量指标仅着眼于结果公平，评价结果容易流于简单平均，与共同富裕的内涵存在一定背离；四是在结果应用上，局限于横截面结果的绝对对标，考核色彩过浓，不利于区域、群体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监测。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立足我国实际，以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为逻辑起点，衔接理论与具体制度设计，界定共同富裕的评价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数的理论和实践评估模型。03共同富裕指数模型构建（一）构建目的一是成为刻画共同富裕状态的样板图和风向标，先见森林，再见树木，以顶层设计方式回答共同富裕“是什么”的问题。共同富裕是一项首创性事业，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准确把握，对共同富裕所要达成的结果进行精细刻画与顶层设计，从而通过这张蓝图凝聚全体人民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二是成为辅助共同富裕决策的智囊库和预警器，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以问题导向方式回答共同富裕“如何做”的问题。通过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并予以排序，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对共同富裕建设成效及问题精准把脉，决定议题优先级，为共同富裕建设积极作为、有效分配资源。三是成为测量共同富裕效果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以民众视角回答共同富裕“怎么样”的问题。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对各区域的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指数的数值及变化值能帮助各级党委政府把握辖区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及建设过程中短期、静态与长期、动态的关系，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构建原则一是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维度框架体现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科学理解，具体指标依据可获得、可测量、可比较性进行选取。二是兼顾群体与区域，既衡量群体之间，又测量区域之间共同富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