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鞋业市场分析

中国鞋业市场现状分析时间:2009-05-22【大中小】【打印】【关闭】现状分析缺乏被市场认可的自有品牌，主要占领低端市场。中国出口鞋以贴牌加工为主，几乎没有被国外市场认可的自有品牌。绝大部分中国鞋厂是通过中间贸易商获取订单，利润被不断盘剥。中国鞋在国外仍然以低价取胜，主要占领低端市场，中高档鞋及自有品牌所占比例很小。反倾销税及高额关税。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中国鞋类产品三大出口市场。欧盟自2006年10月6日开始对来自中国的皮鞋征收为期两年16.5%的反倾销税，09年5月又征收范围扩大到经澳门转口的内地产皮鞋，致使近期中国鞋类产品对欧盟出口明显放缓。日本、美国同样采取税率措施限制进口。国际关税结构使得以低档产品为主的我国鞋类在美国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制鞋面料中的甲醛、偶氮染料、重金属含量、杀虫剂和有机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均有严格的规定。欧盟2002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鞋类环保标志标准大大提高了环保标准，对砷、镉、铅的浓度限量由原来的不得超过lOppm，改为不得检出。REACH法规使不符合“新政策”的产品无法进入欧盟市场。安全标志与生态标签认证。发达国家依据技术法规，规定与人身安全有关的产品都必须取得相关的安全认证标志。美国规定皮鞋包头必须经受严格的压力实验，才能取得美国消费者安全认证标志，而根据欧盟PPE（个人保护装置）指令，规定鞋类产品必须通过相关安全项目的测试标准、取得CE认证，加贴CE安全认证标志，才能进入欧洲市场。劳工标准。中国鞋类产品除了面临着绿色壁垒的限制外，它还受企业社会责任审核的限制。目前，在劳工标准方面引人注目的标准是OSHMS（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和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2004年5月1日前后，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强制推广SA8000标准认证，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跨国公司订单的附加条件中。最近，美、法、意等传统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口国的贸易组织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求中国所有纺织、成衣、玩具、鞋类等出口产品的企业必须事先通过SA8000标准认证，否则，就要联合抵制进口。有效措施中国鞋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让中国鞋长久被国外市场认可，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促进扩大出口。政府、商会、行业协会及企业多方联手。政府要在贸易问题上极力保护本国，为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提供及时、方便和全面的服务。一是为企业开拓海外鞋类市场提供各种支持，特别是要加快建立鞋类产品出口预警系统，及时将欧盟有关情况通报行业组织和企业；二是及时向企业提供各国市场鞋类产品进口数量和价格变化等情况，引导企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策略；三是继续加大对外交涉力度，维护鞋类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合法权益；四是尽快制定和完善中国鞋类生产、销售的相应技术法规，特别是涉及人类健康、安全、卫生、环保的项目，提高中国制鞋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五是通过产业政策杠杆加强对国内制鞋产业的引导和调控，避免盲目、无序竞争。商会、行业协会在协调企业对外行为和加强行业自律方面要勇担重任。一是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建立本行业市场准入机制，确保产品质量适应目标市场要求；二是建立行业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系统，搭建政-企沟通对话平台，建立顺畅的信息发布渠道；三是与进口商合作，建立联络机制；四是协助政府在WTO规则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协商解决各种贸易争端。企业必须具备了解目标市场技术法规与标准的途径和识别其是否科学合理的能力。加强收集出口产品的各种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以便改进生产；学习掌握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知识，具备识别国外技术法规和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是否科学合理的能力；要转变经营理念，提高产品的科技水平与环保品质；改变传统的经销方式，探索适合自己的品牌发展道路。积极申请环保标签认证，获取出口通行证。申请“生态标签”验证，不仅可以保证产品中不含欧盟禁用化学品，还可以极大的提升产品及其企业形象。企业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贯彻中国《劳动法》，改善企业员工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中国鞋业发展趋势分析“我们的企业要有一种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的各种变量”在中国四大丝绸之都之一的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由于纺织企业的不景气，已经有几百家纺织企业停产，这些企业约占整个中小企业数量的三分之一。新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钱阿玲：“原材料涨价，美金掉价，根本没有办法做。”在中国五大鞋业制造基地之一的福建晋江，记者见到了诚安鞋业的董事长许振坤，他从事制鞋行业已经25年了，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连续损失的四位重要客户。记者：“那么在你的印象中，你觉得最艰难的、最难支撑的是哪一年？”许振坤：“那我回忆起来，最困难的就是在眼前，就是08年的开始。”在“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水头镇记者了解到，不少水头镇的制革企业，这两年都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远走他乡，这家关门的企业老板就去了山西。记者：“老板去哪里了？”工厂值班人员：“老板现在在山西煤矿里，没在这里，老板到山西去了，在广东东莞的大岭山镇，这个被称作“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这里的大多数家具出口企业都举步维艰。“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做得越多就亏得越多。”马洪涛：“在您掌握的情况当中，像这些企业出现的这种状况，是否是一个普遍的情况？”经济学家樊纲：“尽管我们出口增长率比去年是下降了，去年是33%，我们4月份下降到了22%，5月份又涨上去了，又上升到28%，那么至少说明什么情况呢？一部分企业还在成长，一部分企业面临一些困境。”马洪涛：“哪一部分企业容易出现这样的困境？”樊纲：“当然是那些过去过渡依赖低成本，过渡依赖低汇率，过渡依赖低劳动工资的这样的企业，它没有自己的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市场的渠道，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汇率升值办法还是小步升值，逐步升值还是尽可能地给更多的企业一些缓冲的余地的这样一种办法，那么如果连这样一个办法都经受不住，连这样一个缓步升值的办法，这样一个过程都感觉到一个大的冲击的话，说明这样的企业本身就在边缘上；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原材料价格涨价，可不光是我们涨价，全世界都在涨价，我们说句实在话，还因为政府的一些干预和控制，我们的能源价格、电力价格上涨的还慢一点了。”马洪涛：“我们在国际上竞争对手的原材料价格可能涨的？”樊纲：“涨的比你还多呢，从这个道理来讲，你的竞争力没有发生变化。”马洪涛：“除了原材料之外，你比如说劳动成本，像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提出中国成本的概念，这个成本的增长是不是比国际上其他地方的怎样速度要更快一些？”樊纲：“环境成本，这是我们过去有些地方没有付的成本，可能我们的劳动力上涨程度比我们，比如我们周边国家上涨幅度就高一点，这个确实会影响到竞争力的对比，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种特征，我们恐怕就是要面对，特别是沿海地区，刚才我们看的这些镜头都是沿海地区镜头，特别沿海地区你就要思考了，你就要今后可能面对一个劳动力成本逐步上涨的局面，你怎么应对这种局面的问题。”马洪涛：“那么我们把刚才的因素全都归结起来，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在未来影响到中国的制造的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樊纲：“现在全世界油价还在涨，粮价还在涨，各种能源还在涨，应该说我们就是面临这样一种大的趋势，而且是全世界恐怕都在面临的趋势，我想我们的企业就要有一种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的各种变量，这也是一种竞争力，也是一种能力，你能不能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各种市场变量。”“对中国来讲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制造业留在中国”人民币升值、贷款利率上调、出口退税率下调、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涨价，这五大因素，可以说，就像五条拦路虎，横在了中国制造业面前，其实，这样的困境，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转型中都曾经遇到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是如何面对制造业转型的？20世纪60年代，先是日本制造靠物美价廉畅销全球，十年后，香港制造、台湾制造崛起，进入90年代，是印尼制造和泰国制造，随后世界进入到了中国制造的时代，然而今天再看，当初这些称霸世界的出口大王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制造中崛起的几大知名品牌公司带领日本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他们在高新尖技术方面的成就帮助日本始终保持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中国香港地区，失去制造业优势之后，靠便利的关税和政府的优质服务成功转型为一个全球最佳的金融、贸易、旅游和航运城市；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尼和泰国，在失去全球市场之后，他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经济社会危机，始终没能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马洪涛：“我们刚才看到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通过制造业崛起之后，都发生了各种各样不同走向，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在判断说，根据这样一种发展的过程，那么中国制造目前出现的困境，其实是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现在我们希望来请问一下樊纲教授，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中国的情况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印尼、泰国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樊纲：“日本不是发展中国家，日本是在上个世纪初是发展中国家，它到了六七十年代，它是战后国的崛起，它没有一般性的问题，那么跟我们相对应的例子是韩国和台湾，它们应该说基本还是走完了工业化进程，它们的特点，经济体比较小，劳动力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情况不太一样，就是它们走了一半，就遇到了经济危机，宏观经济不稳定，然后就停顿了，过程就放缓了，所以我们真正要避免的，真正要防的是什么，就是走到一半工业化，刚完成一半，制造业就停止发展了，这是我们真正要防的事情，我们现在宏观经济情况比较好，但是如何继续发展，如何继续发展制造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在农业当中的35%的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能够继续转移出来，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里面，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这儿再说一遍，工业化进程不是产值的问题，不是GDP的问题，不是那里面的比重，什么二产、三产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就业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今后几十年仍然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如果中国的制造业现在不能继续发展，我们就可能完不成这个工业的进程，为我们今后13亿，14亿人口大国，要完成这个进程面临的困难，一定比任何国家都要大。”马洪涛：“那么这样一种产业转移，会不会不由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由可能从中国的沿海地区转到其他的新兴市场去？”樊纲：“我们刚才看的问题基本都是沿海地区的问题，内陆地区劳动力成本还不够吧？内陆地区土地成本还不算太高吧？内陆地区的问题就是，第一是交通成本可能稍微高一点，第二，内陆地区可能体制条件差一点，它还不说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跟运输成本等等相关的，可能是体制条件差一点，它的政府的提供的公共服务，它的做进口贸易的这些政策和这些机制所运行的这种费用，可能商务成本可能高一点，政府成本可能高一点等等，就使得这些企业，这些企业我想它们一定也会想，是转移到内陆地区去，还是转移到越南去，越南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还有人地生疏的问题，还有对当地的政府规则，一些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它一定会考虑过，所以对中国来讲，最好的办法，最理想的一种出路，就是不要它转移到外国去，转移到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去，继续在中国创造就业，继续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洪涛：“但是经济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按照目前的情况，您觉得它更有可能向外转移，还是向中国的内地转移？”樊纲：“这个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给它创造了条件，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光坐在这儿谈出现了这些困难，我们要想我们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继续发展中国制造业，制造业，中国能够发展制造业，本身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印度现在比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一半，它为什么现在没发展出制造业来，没创造出大面积的制造业，我们说它努力不够的问题。要想中国制造业继续发展，今后再在中国再做20年，30年，留在中国做，为中国创造就业，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需要各方面努力。能不能我们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做一次努力，再改革我们的体制，再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同时改善我们内陆地区的发展制造业的各种条件，包括来料加工，包括出口，这种制度的条件，政策的条件，为我们的这些地区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创造条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