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囚徒困境现象及其解

社会科学中的囚徒困境现象及其解[摘要]外部性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问题。许多社会科学中外部性问题在形式上可表述为囚徒困境。解决好囚徒困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助于社会学中部分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关键词]囚徒困境；外部性；社会科学；囚徒困境解[中图分类号]F091.3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5-0024-03一、囚徒困境与外部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的“鲁滨逊”式的人只是一种假设世界无摩擦的理想世界，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社会的分工史。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分工已经极度精细化。而这种分工不是说人们之间的合作减少了，相反地，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更为紧密的合作的基础之上：人们通过分工生产更为专业化的商品，用来同其他人生产的商品进行组合，生产出最终产品；或者与其他人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之一。但现实世界中，人类很多的行为会伤害到他们之间的合作，如欺诈、掠夺、偷盗以及敲竹杠(holdup)以及搭便车(freerid，er)等，我们称这类行为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外部性特征，当我们把外部性问题形式化表达时，发现它们大多可以表达为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的形式。囚徒困境中每个囚徒的行为选择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的收益，如一囚徒选择合作(不坦白)，则此行为对另一囚徒具有正的外部性；如他选择不合作(坦白)，则会给另一囚徒带来负的外部性。当行为选择具有正的外部性，而又不能保证这种正外部性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时，这种正的外部性则会带来搭便车行为，因为其他人可以不付出或少付出努力就可获得外部性收益。而搭便车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当行为选择具有负外部性时，若没有合适的机制来对此进行制约，则会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从而个人利益的最优会损害社会利益的最优。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正是囚徒困境表达的内容：当每个囚徒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选择不合作策略是一个严格占优策略，尽管这种策略不是社会最优的。这也表明，这种外部性问题可以形式地表达为囚徒困境问题。囚徒困境问题部分地否定了Smith的思想。Smith(1776)认为，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时，会在无意中促进整个社会利益；而囚徒困境问题告诉我们，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常常损害了社会利益。总的说来，人是一个社会人，人们在做出一个决策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人，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人类行为都多少具有外部性的这个特性具有普遍性，如上所述，许多外部性问题可以用囚徒困境模型来表述，因而可以说，解决好囚徒困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助于社会学中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二、囚徒困境与社会科学囚徒困境问题正式地和形式化地提出于195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较晚，事实上在人类实践和社会理论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涉及到了这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政治学、法学以及经济学中囚徒困境问题的研究状况，以说明囚徒困境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1、囚徒困境与政治学。关于政府以及权力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存在许多争议，其中不少观点都涉及到“囚徒困境”问题。Olson(2000)认为，任何权力都有掠夺(predation)财产的倾向，因为这比自己亲自去生产来得容易。Olson把政府比喻为坐寇，认为坐寇具有共容利益，因而政府会为了长远利益去保护和发展生产。生产者的生产和财产安全需要有人来提供保护，但这种保护和秩序是公共品，私人无法供给。而作为暴力机构的政府正好可以供给这种公共品，它也可以借机对百姓进行“掠夺”(征税)。现代社会中，政府常有的功能是提供国防、基础设施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等公共品。Dixit(2004)分析了在法律缺失情况下黑手党问题，他认为黑手党为百姓提供了某种保护，他们的存在是受百姓欢迎的。这种观点与Olson的分析是相符的。利益集团理论是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Olson观察到，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小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寻租能力，而大的利益集团却没有。Olson(1965)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小的利益集团搭便车行为较少，所以比较容易结成真正的利益集团，而对于大的利益集团来说，由于其搭便车行为比小集团严重，不容易结成真正的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一个“潜在集团”(potentialgroups)。上面分析表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已开始涉及到囚徒困境等信息经济学问题。2、囚徒困境与法学。法律是由政府暴力保证实施的一组规则。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人们之间交往、交易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以促使社会更好合作和运转。法律本身也具有公共品性质，必须由政府来提供。诚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人们常常需要签订契约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这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在经济学中常称为正式契约(formalcontract)。而契约法(contractlaw)正是保护契约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若无契约法，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如食言(renege)、敲竹杠等，将会降低生产的效率。因而我们可以说一部好的契约法是预防和解决人们在签订契约过程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的法律保障。若生产者创造的财富可以被其他人或集团任意剥夺和勒索，则生产者就不会有创造财富的激励。因而要使社会财富增加，就需要对人们的财产安全进行保护，以鼓励人们多进行生产活动，促进社会繁荣。因而一部好的法律有助于人们更好合作，减少囚徒困境等问题造成的社会损失。3、囚徒困境与经济学。毋庸赘述，囚徒困境问题已经是经济学家和博弈论专家所热衷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现代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团队生产(teamproduction)，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生产分工合作更为密切。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偷懒(shirk)问题(Alchian与Demsetz。1972)。由于团队生产存在绩效测度难题，人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而选择偷懒。偷懒这种道德风险有利于选择此行为的团队成员个人，但对于整个团队来说是不利的，这正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当契约不完全时，敲竹杠问题可能会导致事前专用性投资不足，这是GHM模型的核心思想(Grossman与Hart，1986；Hart与Moore，1990)。显然，敲竹杠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它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Samudson(1954)对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给出了一个经典分析。他认为，尽管公共品的供给是一个是全社会受益的事情，但由于人们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品往往供给不足甚至无供给。国家的兴衰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问题，Olson(1982)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之所以有的国家由兴盛走向衰败，正是由于分利集团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而不顾整个社会利益去争权夺利所导致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公地的悲剧、广告战、价格战，这些问题都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可以说，几乎经济学的每个领域都涉及到囚徒困境问题。三、囚徒困境的解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囚徒困境问题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减少和消除囚徒困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得到的认识如下。1、重复博弈与声誉机制。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之进行一次博弈，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会不停的进行相同的博弈，即常常是重复博弈。若其中一囚徒首先选择了背叛，则另一囚徒可以在以后的博弈中选择惩罚该囚徒的策略，如冷酷策略(grimstrategies)，通过给不合作者一个惩罚来诱使其选择合作，从而解决单期囚徒困境中囚徒不合作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无名氏定理(Friedman，1971)。信息不对称(囚徒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条件下，囚徒选择不合作虽然收获了当期收益，但丧失了长期的收益，因为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了其声誉。因而若囚徒从长远收益来考虑，会选择合作策略，以树立一个良好的声誉，以便获得比单期背叛更多的长期收益(Krep、Milgrom、Robe,s与Wihon，1982)。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单期囚徒困境问题，这时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无法生效，而需要别的机制来解决此问题。2、庇古税与科斯定理。对诸如污染之类的外部性问题，一个解决方法是征收庇古税。庇谷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私人的最优化决策导致社会的非最优结果。纠正此类外部性的方案之一，就是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私人成本与相应的社会成本一致，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通过征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也有很多的不足，征税需要有人去执行，政府雇佣征税人员就是征税的成本之一。Coase(1960)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没有必要政府介入，它也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的讨价还价就可以使资源配置最优化，初始产权的配置此时是不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CeaseTheorem)。但科斯定理由于抽象掉很多东西，故使得科斯定理自提出伊始就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Dixit与Olson(2000)认为在存在集体行动时，人人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从而科斯定理所说的双方自愿参加讨价还价这个前提有时可能不能成立。3、剩余索取者与产权配置。Alchian与Demsem(1975)提出团队生产理论时，指出了团队生产中的偷懒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给出的方案是引人一个剩余索取者(residualclaimer)，让他来监督生产。GHM模型则认为，在契约不完全时，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01)更为重要，通过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可以降低敲竹杠带来的损失。Hart等人认为，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避免敲竹杠问题，从而使得事前专用性投资得到优化。但是产权配置的方法只是对于囚徒困境结果做了帕累托改进，还没有做到帕累托最优。因为损失产权的一方会降低努力工作的激励。4、选择性激励及其他。Olson(1965)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通过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来减轻集体行动搭便车行为。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来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如很多的专业协会规定只有此协会的会员才能享受协会提供的科技、信息服务，通过这种提供私人物品的措施，来激励想搭便车而不参加此协会的人加入协会，参与到协会的集体行动中去。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当然，其他的机制如占优保证契约(assurancecontracts)、相对绩效评估机制等，都有助于人类走出囚徒困境，促进更多的合作的机制。各种机制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具体应用时应视情况而定。四、结语囚徒困境问题存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面，它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人们为如何走出囚徒困境提出了各种机制和方法，如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庇古税、科斯讨价还价、剩余索取权配置以及产权配置、选择性激励等，这些机制对于减少囚徒困境带来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找囚徒困境解的过程就是解决人类如何合作、和谐共处、创造更多社会福利的过程。当然，在研究过程中除了重视研究正式制度对解决囚徒困境作用外，还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俗、价值观对囚徒困境解的意义，如利他精神对于减轻囚徒困境问题的作用等。对于囚徒困境问题，非正式制度也将会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