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思考

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思考中国是一个独踞欧亚大陆东南隅的陆海复合国家，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北靠蒙古高原和西部利亚，南邻印度支那半岛，西接中亚和南亚，东临太平洋与日本隔海相望。数千年来中国的发展史几乎可以看做是中华与周边各游牧民族不断冲突与争夺的历史。随着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欧亚大陆日益呈现出在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初麦金德就将欧亚大陆和非洲视为“世界岛”，认为“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斯皮克曼以麦金德学说为基础，将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称为“边缘地带”，认为“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之命运”。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其着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仍把欧亚大陆看做是决定国际胜负的关键地区，“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以“一超”的优势加紧推行其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全球地缘战略：在欧亚大陆西翼，坚持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对不屈从美国的南联盟施以无情的军事打击；在欧亚大陆南翼，发动阿富汗战争，武力打击占领伊拉克，与中亚五国加强军事关系并力图使之纳人北约体系，以控制中东一中亚能源供应带及欧亚交通枢纽和战略制高点；在欧亚大陆东翼，加强与日、韩、澳、菲、泰的五国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并力图使其向中国西南、西北方向延伸，开发部署TMD，意在对中国形成外线包围态势，削弱中国核威慑能力。北约东扩至中亚国家，也有呼应美日同盟、对中国施行东压西挤的地缘战略意图。时至现代，长久威胁着中原百姓甚至数度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仍然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却更加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战结束后，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和第三世界国家三大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主导着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此大背景下，军事冲突是这一阶段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周边甚至中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地区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如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三次印巴战争，越南战争，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随着冷战结束和亚太地区经济的强劲发展，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政治战略的又一重心。中国在南亚毗邻缅甸、老挝和越南，并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隔南海相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历史上曾经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往来关系，由于冷战时期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以及南海问题的日益尖锐所带来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提到东南亚不得不先说越南，提到越南，中国人往往抱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二战结束后中国对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以后的越南战争中对越南的大力支持所带来的越中友好的怀念，另一方则是对于此后越南在印度支那强力推行“印度支那联邦”政策（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企图吞并老挝和柬埔寨并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直至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愤恨。中国人总会很纠结，虽然越南人也许并不会这么想。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却对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的国家——缅甸。中缅之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缅甸军政府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的集体封锁下坚持数十年而岿然不倒，正是得力于中国的极力支持。一般认为缅甸把守着中国的南大门，一个亲中的军政府对于保障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时至今日，缅甸的战略价值有了新的定位。西方媒体曾一度大肆渲染中国在印度洋的“珍珠链计划”，而串成这条珍珠链的地区就包括缅甸的部分岛屿和港口（还有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众多岛屿和港口自东至西成链状分布，故称为“珍珠链”）。此一说并非空穴来风，印度洋上中国“珍珠链”军事战略的实现，为中国以后驻军印度洋，北上遏制印度的发展，南下扼住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并保障自己的航道安全，构成先期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的修建结束，来自波斯湾和非洲的石油即可不经过马六甲海峡而由缅甸直接经陆路输送到云南昆明。此举既可降低运输成本，还避免了西方国家扼住中国石油咽喉的危险，是中国以后向印度洋发展的战略之举。自从东盟宪章获得通过之后，东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基本形成。东盟宪章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与他国缔结条约，原则上须获得其他成员国一致同意。这意味着东盟“一致对外”的外交策略使得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时面对的不是一个谈判对手，而是十个，从而使中国有陷入被动的不利地位。加上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扩军趋势愈发明显，美国有有意干涉南海事务，试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南海局势将会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国际争端解决原则似乎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有纵容之嫌。南海是继波斯湾，北非和加勒比地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石油储存地，丰富的石油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东盟国家一面加紧扩充军备，一面积极引进数百家西方石油公司进入南海开采作业，意图是南海问题复杂化。南海上一千多口油井中中国自己的油井竟然一口也没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是否切实有效在此不做过多评论，现在是中国该认真审视自己的外交策略的时候了。新的地缘政治学强调，首先要约束主权国家的掠夺行为。这一新的认识，来自于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罗马俱乐部指出，对解决危机来说，最大的障碍，恰恰来自于这些主权国家，《未来一百页》的作者奥雷利奥．佩西激愤地写道：为了固执地维护这种卡夫卡式的政治结构，人类已经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这种代价并不局限于各种战争和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和平时期，代价也是沉重的。除了各项直接的费用之外，还要为建立各种在国内无竞争能力的工业津贴，还要为保护本国利益，为经济上的和知识方面自给自足付出代价，以及为以民族主义熏陶本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对世界事务的盲目无知付出代价。毫无约束的竞争迫使各国自私自利，依赖欺骗，虚构历史，操纵报纸，以谎话去堵塞人民的头脑，替政府各种不可告人的动机进行辩护。所有这些因素，都毒化了国际气氛。世界的公民们被迫生活在一种伪善的似是而非的气氛之中，卑鄙和权益手段渐渐磨灭了他们的个性并摧毁了他们的现实感。如果从理想回到现实，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地缘上所处的枢轴地位，是可资利用的财富，这一地位为中国的行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实际上缺乏地缘伙伴。中国周围大国林立，所有这些大国，都同中国存有地缘冲突的潜在可能。而且，很容易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在目前所有地缘棋手中，中国或许只有一个勉强的伙伴：欧洲。克服地缘劣势，同时充分利用地缘空间的恰当战略，我认为应当是“稳在亚洲”。这是一项保守的地缘政治战略。稳在亚洲的地缘战略要求中国国内形成一种以内部建设为核心的共识。真正的挑战也在这里。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共识是存在的。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随着国内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这项共识，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累积的力量开始向外投射，一些集团跃跃欲试；其次，国内矛盾和危机愈发尖锐，增长未能得到公平分享；第三，弱势群体借助民族主义镜像，开始影响对外政策。所有这些，瓦解了国内改革的共识。在国内建设共识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向外投射力量的扩张共识，就很容易形成。极端民族主义是未来中国真正的危险。理想的地缘政治战略与现实的稳在亚洲的战略，在国内建设上相遇了。中国需要启动新的国内改革，以聚拢国家目标，将２０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力量，引向国内建设问题上来。“9·11”事件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表明，美国战略重心正在从以欧洲为重点逐渐转变为欧亚并重。在中国的周边环境上，存在着不和谐的国际因素。在东边，美日通过了安保合作新指针，加强了军事合作，并决定共同研制TMD；台“独”势力不断兴风作浪，造成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归属之争，由于日本极右势力的挑衅而风波不已；朝核危机问题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使东北亚成为世界新的动荡之源。在南边，南沙群岛的归属仍存争端，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五国均声称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拥有主权。在西边，印、巴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核竞争，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策动的“颜色革命”，其暗流仍在伺机涌动。此外，俄美在中亚的争夺加剧了那里的明争暗斗，极端宗教势力趁机迅速发展，这对中国西北边疆是一大隐患。回顾历史，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曾遭受过来自陆地与海洋两方敌人的侵略。1840年以后，沙皇俄国步步紧逼，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共吞并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西方列强在海上则对我实行炮舰政策，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出于称霸的需要，在海上对中国形成新月形军事包围；中苏关系恶化后，前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历史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具有受陆海两面夹击的弱点和危险。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论及怎样察觉和对抗帝国主义政策时认为，“用针对现状政策的措施对付帝国主义企图是致命的错误，而把一项寻求在现状内进行调整的政策当做帝国主义政策来对付，风险也少不了多少。”这句话提示我们，正确地分析中国安全环境和选择正确安全战略，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意义重大。面对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谋求和创造有利的战略安全态势。国家的战略安全不同于国家的基本安全，它是从全局、长远和潜在性的角度来确定国家安全利益问题。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给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战略提供了新的机制和变量，促使人们以更加宏观的地缘政治视野来看待国家战略安全问题。为了维护和增进我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对中国战略安全与安全战略做出理性思考。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的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毛里塔尼亞、阿曼、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苏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因政府的让步或示威规模不大而逐渐平息。截至2012年6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经成功推翻了4個國家政權。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革命的局势恶化导致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18天后的埃及示威浪潮导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佈正式下台，權力移交軍方，結束長達30年的統治。利比亞领袖卡扎菲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当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夺取了他的阿齐齐亚兵营。10月20日，当全国过渡委员会夺取蘇爾特时，卡扎菲战死于此。2012年2月27日，葉門政治協議正式生效，總統薩利赫退位。叙利亚之秋，连日来，叙利亚数万民众的游行、多国撤出驻叙外交官、土耳其对话叙利亚反对派、欧美国家扩大制裁，每一件都似乎足以打倒叙利亚，更何况是接连来袭。在此前与阿盟的和解协议里，叙利亚必须接受3个条件：第一，从发生暴力冲突的城镇撤走军队；第二，允许各国记者“无障碍”地在国内采访；第三，释放近期被关押的7000名政治犯。按照阿盟留给叙利亚的时间“豁口”，如果11月16日之前不能执行这份协议，阿盟将立刻开启与反对派的对话。（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记者的访问，没有免费的，大众的政治犯罪，血腥镇压使可怕的空气霍姆斯）对此，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表示，阿盟的任何决议都在考验叙利亚局势。叙利亚或许可以对西方的制裁置之不理，但是对于阿盟的态度还是比较在意。如果阿盟态度强硬，有可能为西方军事干预开放绿灯。而在此时，沙特阿拉伯等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沙特阿拉伯看来，他们希望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能够通过一些应变和改革，以缓解当前的形势，并不一定希望像西方军事干预利比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