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些年的摇滚老炮

《记念那些年的摇滚老炮们》作者:蚊子大师整理：文丰山居士崔健篇说起国内摇滚乐，崔健是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被奉为大陆摇滚之父，就如台湾的罗大佑一样是开启一个音乐时代的风云人物，不同的是罗大佑以前是牙科医生，跟音乐没一点关系，崔健则是在北京交响乐团吹小号的，有过从业经验，起码没有跳出一个圈到另一个圈，同样是搞音乐，如果崔健没有那么一颗不肯安分的心，可能现在还在体制内吹小号，如果安分守己，可能级别是团长或者更高级别的管理层人员，那么很多人就听不到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了。相对于普遍对这首歌的认知，《一无所有》其实是一首西北风，西北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音乐流派，带有强烈的陕北山西一带的信天游风格，特点就是嗓音高亢，歌词比兴色彩浓烈，而信天游狭义上又属于更广大地域大西北的源远流长的“花儿”,这么讲着可能有点远了。但《一无所有》的面世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个跟风的产品，那时候西北风的歌曲太火爆了，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杭天琪《黄土高坡》（其实原唱是范琳琳）、胡月《走西口》等等。这么说吧，那时候电视台少，而娱乐节目如果出现了以上那么几个歌星来唱一首，那简直比现在的春晚还热闹。《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你说它是实验产品也罢，说它是跟风凑热闹也罢，《一无所有》无可救药地火了。不同于其他西北风歌曲就地取景般歌词，《一无所有》几乎就是直抒胸襟：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西北风在这样直白现实的歌词里显示出来了一点摇滚意味。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是：唱歌嘛，一定要字正腔圆，起码咬字要要得很清楚，鼻音不能重，起码能唱到两个八度上去。很显然崔健大部分特质都不大符合，他的歌曲里似乎超过两个八度的音也很少。最主要的是他的咬字太不清楚了，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把歌词唱的这么不清楚的歌手为什么还要红，再如周杰伦，吐词也是很含混不清，而且依旧很红。仿佛音乐开了很多听众的玩笑，其实呢，这就像吃饭一样，大家吃惯了家常便饭，偶尔来盘“猛料”便会使人眼前一亮并且变得乐于接受。但这也只限于在大家吃惯了的情况下，如果现在每个歌手都是一副周杰伦般的唱腔，恐怕这将是华语乐坛的一场灾难，世界音乐历史发展的重大挫折了。于是乎，崔健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其实更多人忽视了这个摇滚萌芽出现的历史背景，《一无所有》首次公开出现在1986年的北京首都体育场上，那是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手演唱会上，崔健一袭藏蓝色长衫打扮，其实就是个罩袍，是他乐队队友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上台时候即兴穿了上去，而且有一只袜子还套裤脚上了，让人看上去仿佛是故意把裤腿弄得一高一低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没注意，那时候还没戴棒球帽，以后戴棒球帽估计是因为严重谢顶才戴的，发型是原生态的长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崔健早期的照片，当时的发型也是那样的，如果一个月不洗估计效果更好。崔健上场顺序比较靠后，共108个歌手，他是当晚30个歌手里倒数第三个上台的，本来节目送审的时候，有人就担心这首歌是否会带来不良影响，当时负责演出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看了看歌词，觉得还还不错，比较向上，就拍板同意演出，这样崔健才上了大名单，但一上台那造型就引起很多观众注意，那时候没人认识他，但行头特异，套用鲁迅的话就是站着唱歌而穿长衫唯挎着吉他一的人，再吼完你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后，看台上一片寂静，继而开始了寥落的掌声，仿佛那种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曲终了，观众掌声雷动，热烈而持久掌声让崔健格外满足，险些又唱了一首。但是现场观看演出的一名高官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堂先生就不乐意了，吹胡子瞪眼地说:怎么把这些牛鬼蛇神都请来了！然后愤然离场，陪坐的其他领导也陆续退场表达了对大领导的支持。按说这回该王昆坐不住了，把领导都气跑了那还了得，结果人家王昆很淡定，因为她老公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比那体委主任高了不只半级的水平，即便是体委后来改为体育总局级别仍旧赶不上文化部。之后崔健曾在多个场合都对王昆的提携和帮助表示十分感激，这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崔健在有了点名气之后，已经起了了很多有关部门的关注，按说唱歌这个事应该是文化部或者相应级别的文化管理部门管理，起码起个指导和规范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管的、不该管的、主抓的、捎带手抓的、甚至一点边挨不着的各种部门，对这种新生事物戒备心理很强，总之，仿佛总有一双黑手在抓着崔健的衣襟，不让他随便折腾，各种演出申请就开始频频被拒，有说法是在87年的一场演唱会上崔健唱了首摇滚版的《南泥湾》，还删减了部分歌词，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重视导致的。也有说法是92年天津演唱会上集体斗殴事件导致的，总之在92年后一直到2005年在首体的与老东家北京交响乐团联袂献艺，这14年期间，虽然也有过小规模的，比如大学校园内、小剧场里，但是大型的演出基本绝迹。其实崔健本人从未接到过任何形式的禁演通知，就仿佛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禁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放似的，崔健又平稳着陆，坊间传说一个事是:在这十几年间的某天崔健的经纪人去北京市级的演出审批部门申请演出，办公室里茶水、报纸一应俱全，办事员同志一本正经地告知：瞧见了吗？这有文件呢，崔健这事成不了。同时用手使劲地往桌子上戳了戳，桌面玻璃下面赫然压着盖着鲜红大章的文件。其实这个办事员也是崔健的歌迷，私底下还去听过好几次崔健的演唱会。但是这种禁止也仅限于帝都地区，出了帝都便是广袤的群众海洋，各地的演艺机构往往对来自帝都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都是仰角看人的，所以崔健得以在除了帝都地区以外的广大演出，传播他的摇滚文化，演唱着《解决》《让我在这片雪地上撒点野》等吐字不清之集大成者作品。但是外围演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那时候还是要向当地申请许可证，有时当地政府领导被那些高大上的演唱会名目迷惑而派若干领导去参加，本以为是公益性质宣传正能量的演唱会，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那叫一个乱，而崔健又是个极能煽动歌迷情绪的歌手，那氛围热闹起来，踩坏几排椅子还是小事，闹不好都能打起来，让现场维持秩序的安保部门和主办方叫苦不迭。现在我们看演唱会总会看到很多穿制服的真警察在维持秩序，你不能随便站起来，站起来就能带动更多人站起来，后面的看不到了就容易往前挤，都挤前面去了又容易发生踩踏，当初在北京开演唱会时，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张良基亲自挂帅，说以前没有这种任务，要搞试点。是啊！那时候观众很老实，让坐着看没几个站起来看的，更没有使劲往前挤的，崔健那演唱会就不行，搞不好事态就不好控制，所以亲自挂帅，台前几个人，观众席几个便衣，后排几个人，出入口几个人，很正规，有站起来又情绪很高涨的，如何有技巧地按下去，有突发时间怎么处理。安排得很细致。但是民警们白天忙了一天了，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抵触情绪很大，所以演出方很自然地提出要付费，这样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从此也开启了商业演唱会有偿安保的先河，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崔健的演唱会也对我国的商演安保的规范化、系统化和商业化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那是在1990年，崔健以为北京亚运会筹集资金为名义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巡演，那届亚运会资金需求在25亿元左右，而北京当时各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又很薄弱，这时崔健就找到了主管部门说这样，我去巡演，赚的钱给你们，你们给我开路条，也就是演出许可证，主管部门一听还有这好事，就同意了。演唱会名字依旧很高大上，就像现在，一个办公室的人要出去下顿馆子，总得有个名目，比如说小刘考驾照科目二顺利通过要出去吃，小李新租了个房子，带暖气且房租还比原来要便宜也要去吃，再比如小张喜得千金更要去吃，虽然以为会生个男孩。终极目的就是吃一顿，但形势上还得有个名目，不然吃喝无名，不但浪费了钞票，报销也成了问题。崔健的为亚运募捐巡演就是这样，唱的歌跟亚运没一点关系，崔健唱到动情时依旧号召台下的人站起来听，但是演到第四个城市武汉时出了问题，那时候每一个城市至少要演上两场的，有的还是三场，在武汉的第三次演出时，票都售罄了，临到开演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不让演了，当然对观众不能这么解释，只能说什么天气原因啊、设备故障啊之类的。当然票是一定要如数退还的。在中国这个地界，一旦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那是相当严重的事，首先主动注意你了，然后再强势介入，简单的问题就复杂了，崔健一行人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上面不让演了，然后又神秘兮兮的走了，连赚了多少钱的事都没问，后来还是崔健他们自觉，主动把演出所得的30来万上交了，更诡异的是，这30来万被当做税费给收缴了，既然都是税，那么收入哪里去了？崔健后来自己都觉得很诡异，说起来都十分好笑。以后时局更加艰难了，演出许可十分难以申请，很多次都是‘今不能详说的原因’才申请成功。其实也很好理解写那些回忆文章的乐评人，如果要详说，必然涉及到当事人，这些当事人里定然有那些拍板决策的吃皇粮的，既然要求人办事免不了迎来送往，也免不了吃拿卡要，虽然事办成了，其中的曲折、辛酸，恐怕也只有那些当事人才说得清楚，既然人家帮忙了，你也总不能过河拆桥，反咬一口，更不能把细节公诸于众，你不要影响，人家还怕影响呢，这样以后办事谁还敢帮你？国人的人情世故可窥一斑啊。连向来以独立、敢于向一切事物死磕的摇滚圈也不能免俗。所以当有朋友说国内的摇滚跟国外的没法比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固然国内的摇滚乐队的水平、造诣、影响力、商业化跟国外一些有名气的乐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你要看它的生存土壤，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那么摇滚乐队何尝不是？他们的师承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受国外各种音乐流派影响，国内在这之前有什么现代音乐吗？似乎只有歌剧白毛女和各地方戏曲吧。再往前推似乎也只有那些如周璇、阮玲玉、上官云珠之流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吧。80年代中期，国内能接触到国外摇滚乐、爵士乐、流行音乐的也就曹钧、曹平兄弟俩、栾树几个人，能拿到国外原版的唱片、磁带、音乐书刊，都不是一般人家，那时候北京的曹氏兄弟那都是第一手的音乐资讯集散地，因为没别的地方能搞到这东西。栾树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关于他的故事我会在后篇讲到。也就是说，能得到这些资讯的人家都是不简单的，至少都有点海外背景或者亲戚啥的。在这么贫瘠的音乐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乐队，其艰难情况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音乐信仰、过硬的的专业素质、个人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在严重缺乏资讯、主流社会的不认可、群众土壤并不深厚的当时，一直发展到94香港红勘中国摇滚新势力演唱会这个里程碑为止，说句老实话，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多少乐手在那个阶段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去参加个演出只能借两块钱连吃饭带坐公交竟然够了，钱还不能多借，多借人家不一定同意，自己能也不一定有偿还能力，少借就不用还了。管谁借呢？管那些粉丝借，一者那时候粉丝很多是学生，有点生活费，二者，他们也乐于借给乐手点钱拉近关系。所以当年摇滚圈里借钱基本都是这样的，都穷成这样了，还能再去要求他们点什么？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即便再不入您法眼，他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虽然成长得不那么规范，但是那股子顽强生长的韧劲儿着实让人钦佩。曾有记者问崔健是否是这种禁演才成就了他今天摇滚音乐教父的地位，崔健说他从未收到过任何形式的禁令，也否认了是被禁导致他的大红大紫。个中因由，恐怕也只有崔健自己才能体会出来。但是作为观众或者听众，这个记者所问的问题，往往又是第一手印象，或许崔健的否认是一种世俗的妥协，又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作为从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如和王朔、姜文、冯小刚等人一样最终都走到了从事文艺创作这个道路上来，而他的歌从8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影响了几代人。崔健最早的乐队是七合板乐队，那是在84年11月正式成立的，最初其名成员均是北京交响乐团的成员，成员也从三人发展到七人，当然全部是乐团的人，后加入那几个大部分是搞民乐的。如果去考证崔健何时开始在交响乐团供职的话，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信息，比如，在七合板成立前的1984年春，崔健就发了一盘专辑了，那盘磁带完全跟摇滚乐没一点关系，用当时他的制作人的话来说就是扒磁带。在当时的北京交响乐团的崔健是乐团里吹小号的，所以我们有时看崔健的演出视频，经常会出现他眼罩红布，手拿小号站着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