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

第五阶段：中国史学理论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1840－1949）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顾颉刚有精辟的概括。他说：“这百年来的史学（约1845－1945），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前期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补充或修订，同时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经今文学的复兴。”“后期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他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原因在于它有“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晚清史学理论1、史学格局的变革（1）走向世界，由注重国史转而注重外史。林则徐：《四洲志》；梁廷枬：《海国四说》；徐继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国图志》；王韬：《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日本国志》；薛福成：《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日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邹弢：《万国近政考略》。（2）重视边疆，由注重内地转而注重边地和边防。姚莹：《康輏纪行》，记西藏。张穆：《蒙古游牧记》，记蒙古、俄罗斯等。何秋涛：《朔方备乘》，记东北、蒙古、新疆、中亚、东欧等地及清与沙俄的关系。（3）关注时务，由注重古代转而注重当代。魏源：《圣武记》，第一部私修清史。鸦片战争史：歌颂抵抗的著述，如佚名：《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为投降辩解的著述，如黄恩彤：《道光抚夷纪略》，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2、史学理论的变化（1）强调变易的历史观。龚自珍：受今文经“公羊学”的影响，倡导“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帝统、王统、霸统），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他是主张“更法”的，认为“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拟言风俗书》）。而要“探世变”，“必先为史”，强调了史学在认识变易道路中的重要作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郑观应：“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天下之事，守常不变则难与图功，因时制宜则无往不利”。“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80页。）（2）救亡图强、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3）爱国主义的治史情怀。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4）“世界意识”的兴起。3、“新史学”的兴起（1）“新史学”释义最初专指针对具“四弊二病”之旧史学而言的“新史学”，其后含义逐渐扩大，一指经何炳松引进的美国史家鲁滨逊（JamesHarveyRobinson）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二指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史学，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称为“新史学的曙光”。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新史学”逐渐转指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兴史学，既包括20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又包括后来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但不包括国外传入的历史学派。50年代以后，当唯物史观史学成为史学主流之后，“新史学”概念逐渐变得单一起来，专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再包含唯物史观史学了。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概念又转而用来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国外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学派，或包括唯物史观史学，或不包括唯物史观史学。（2）“史界革命”的提出对旧史的批判与对“新史”、“民史”的设想。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罗振玉、马君武、赵必振、邓实、陈黻宸、樵隐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新史学”的理论体系A、史学的重新定义对象与任务：写民史、求公例。“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新史学》）“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因为“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认为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所以“做史学的人”只宜从“互缘”这方面看“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而不应“拿‘静’和‘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自身特质：主客统一“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价值与功用：“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除与历史哲学密切相关外，“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关系。”“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矩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B、对旧史的批判旧史的“四弊”、“二病”：“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除太史公、杜君卿、郑渔仲、司马温公、袁枢、黄梨洲外，均是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批判“正统论”：“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历代正统之争，依据不外六条：一以得地多寡而定其正与不正。凡混一宇内者，无论何人，皆奉之以正，如晋、元。二以据位久暂而定其正与不正。虽然混一宇内，而享之不长者皆位之不正，如项羽、王莽。三以前代之血胤为正，其余为伪，如蜀汉、东晋、南宋。四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其余为伪，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以后之所承者所自出为正，其余为伪，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后周。六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为伪，如宋、齐、梁、陈等。此六条“相互矛盾”，原因在于：一为本朝辩护，北宋尊魏，南宋尊蜀，都是为了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二为宣扬奴性和神化帝王，正统论“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使“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可自拔”。他将民权学说引入史学领域，强调“泰西之良史，皆以记叙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书法与纪年。C、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历史进化观：西方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的混合体。“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即过渡无已时。一日不过渡，则人类或几乎息矣。就狭义言之，则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体，是为过渡相；各波具足体，是为停顿相。于停顿时代，而膨胀力（即涨力）之现象显焉；于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过渡时代论》）“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与仕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蹿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论君权民政相嬗之理》）上世史（黄帝至秦统一，“中国之中国”）——中世史（秦统一至清乾隆末，“亚洲之中国”）——近世史（清乾隆末至其所处时代，“世界之中国”）“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地理环境论：地理与政治、文明程度、民族性格的关系。英雄观：英雄与时势：英雄分先时人物和应时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也；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英雄与群众：英雄是群众的代表。“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英雄的作用随文明发展而减少。“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群未开化之时代则有之，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教育普及、诸学大备、知识日趋平等，则“平等之英雄多，而独秀之英雄少”。“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词，遂可以不出现。”附录：《李鸿章传》序例一、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一、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议，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误谬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日。一、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枝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一、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一、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measI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著者自记第一章绪论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