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再读1-6

蒙元兴衰，偶然与必然——甲申再读之一汤守道甲申，一个在中国农历纪年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由于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而有了特别的内涵。那一年，中国古老的土地上风起云涌，群雄逐鹿。对最高权力垂涎三尺的野心家们，盯着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神州大地处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可歌、可泣、可叹、可笑的活剧，一幕接着一幕。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之辈，急匆匆来，急匆匆去，在历史的夜幕上一闪而过，像流星，像闪电，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遐思。他们都是凡人，但他们都自称天之骄子，身负天命。他们要别人服从自己，但他们从来不愿服从别人。他们都是捕蝉高手，但谁都没有逃脱被黄雀吃掉的命运。甲申年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又不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明朝在那一年灭亡，满清在那一年建立，仅此而已；说不简单，是因为崇祯吊死之时，鹿死谁手并不明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人口上亿的汉族政权会被几十万满清人夺取。说复杂是因为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等人，本是同一个角斗场上的选手，可是在《二十五史》中的名分却天壤有别。以致使得为他们作传的人绞尽了脑汁；说不复杂是因为“成王败寇”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了几千年，甲申的演出并没有多少新意。这简单与复杂的交织，使甲申成了一本厚重的书，成了一面反光的镜，成了一个难醒的梦，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甲申，演示了朱明王朝的归宿，再现了蒙元盛衰的历程，也预设了满清兴亡的轨迹。甲申是值得一读的。元朝，这个由成吉思汗家族创建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异数。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阶段。翻看蒙古历史，元朝的建立竟是蒙古人引以自豪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在这里进行了奇妙而滑稽的对接。毛泽东曾经对成吉思汗有过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此评并不完整，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孤芳自赏之意。其实，成吉思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蒙古帝国，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以少胜多，所向披靡。他的势力范围，东至朝鲜、海参威，西至东欧，南至印度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北至贝加尔湖。疆域之大，世界上绝无仅有。成吉思汗为他的儿孙击败众多对手、取得中国的统治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成吉思汗不算英雄，谁算英雄？成吉思汗幼年，苦大仇深，饱尝艰难险阻。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争生存，雪仇恨，图富贵。时势造英雄，十三世纪的亚欧格局和各国王室的腐败无能，给了他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和舞台。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祖孙三代，将他们的勇武、机智、奸诈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经七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大蒙古帝国像一轮旭日从东方磅薄而出，冉冉升起。谱写了世界历史一个新的篇章。英雄不是完人，更不一定就是好人、神人。许多所谓的英雄，是人类的灾星，历史的罪人。没有必要见神就拜，见英雄就起敬。成吉思汗式的英雄，多一个不如少一个。英雄“功业”的背后，是社会的大破坏，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终结。成吉思汗死得蹊跷，死得诡异。死因是什么，他的儿孙们讳莫如深，至今众说纷纭。从情理上推断，成吉思汗死得并不正常，并不光彩。掩盖真相，为尊者讳，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蒙古民族不因为有了成吉思汗而伟大，也不因为失去成吉思汗而渺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无伟大与渺小之别。武力征服是野蛮的，但它是强者的特权。特权是野蛮的通行证，野蛮是特权的宣言书。野蛮与特权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忽必烈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中华大地。他没有成为大蒙古帝国的汗，却成了中国元朝的皇帝。是他的野心不够大？是他对中华大地情有独钟？是他别无选择？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早就想成为一个统治者，他不顾一切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他抗衡的对手一个个被他消灭。终于掌握了号令天下的武力，取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不必感谢什么人，相反，人们应该感谢他。不是感谢他给了自己封赏，就是感谢他没有把自己杀掉。庶民们面对他只能山呼万岁，俯首称臣。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选择：自杀或被杀。陆秀夫选择了自杀，背着八岁的南宋皇帝跳进了汹涌的大海。他用生命换取的是气节？是尊严？是愚忠？是信念？还是别的什么？后人尽可以评说。初创的元朝，是强大的。强大到没有对手。强大到可以横行世界，为所欲为。在广袤的亚欧土地上，专制、武力、征服欲，协奏着野蛮和血腥的交响曲。帝王专制制度，是御用文人和权力崇拜者，根据帝王的需要和爱好，专门为帝王设计的，很合帝王们的胃口。当然也合忽必烈的口味。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便沿袭中国由来已久的帝王专制制度。忽必烈是蒙古人，他没有忘记蒙古弟兄对他的帮助，对他们大加封赏，让他们成为贵族。他也没有把蒙古人的传统全部抛弃，蒙古人“忽里台”（议事会）制度，仍然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但它原有的推举国家领导人、讨论和决定军国大事的功能被皇帝的圣旨取代，一切由皇帝说了算。此时的英国，《大宪章》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方兴未艾。维护专制统治，消灭异己、任人唯亲、实行等级制度和灌输奴才意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然的选择。蒙元，人分四等，蒙古人是当然的上等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而下之。皇帝可以任意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他喜欢的人，汉人不得抗拒。蒙古人杀死汉人，处以少量的罚款，汉人杀死蒙古人，处死。此策未必让你心服，但你必须口服。刀把子说了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汉人说的，蒙古人不信这一套。马背上的蒙古人治理书斋里的汉人，天并没有塌下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真理，统治者认可的就是真理。这是刀把子的逻辑，刀把子说话的年代，刀把子的逻辑才叫逻辑。于是，贵族应运而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贵族享有特权。特权在专制制度下畅通无阻，受“法律”保护。特权只在比它更大的特权面前低头。特权拥有者凭借已有的特权，可以给自己设置更多的特权。特权自身不断地复制、克隆、增生、膨胀，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狭缝。于是，权力成了人的膜拜对象，人成了权力役使的奴隶；于是，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成了“理论”。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终身践行而不疲；于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现象公行，成了规则。独裁者也搞反腐倡廉，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曾一次性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余人，但贪腐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朝后期，已经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特权是腐败滋生的最佳土壤。专制提供了腐败滋生的最佳气候。身处这样的政治环境，要想不腐败，难矣。特权给特权拥有者带来了说不完的好处，也给特权拥有者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极权让统治者成了孤家寡人，专制时刻在制造敌人，等级制造就了特权阶层，剥削和压迫孵化着抗争。特权拥有者对特权的自恋与迷信，既使得自身的人员素质日益低下，又不断制造着对自己的憎恶与仇恨。元朝用屠杀镇压汉人的反抗，但终元一朝，汉人对蒙古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元朝败亡后，居住在中国内地的蒙古人，几乎全被汉人杀死。仇恨的播种者自食了仇恨的硕果。统治者深知武力的重要，深知众志成城的威力。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人不准习武、不准制造和私藏兵器，不准集会，不准串联，不准夜间外出。一句话，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如是说。忽必烈不说，只做。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对独裁者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外族。独裁权力的无比诱惑性和不可分享性，使许多人觊觎。近水楼台先得月，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野心家常常成了独裁者身边的老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1307年成宗死后的二十五年之间，元朝走马灯似的先后有过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八个皇帝，皇位的更替，几乎都是在阴谋和残杀中进行。而被列为“最危险的敌人”的汉人，没有一个在其中发生过作用。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曾经有过不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因为他们当年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团结，必须奋战，必须付出牺牲。当共同的利害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当蒙古战士转变成了蒙古贵族以后，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和跃马横戈的战斗力就成了昨日黄花。全副武装、受到正规训练的蒙元武装部队，在没有武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军面前，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几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蒙元帝国以武力而兴，因武力而亡，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是历史在嘲笑武力，还是武力在嘲笑历史？蒙元帝国的败亡，不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而是因为他树立了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是因为自己沦落到了被征服的地步。就在元朝统治者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时候，一些种田的、打猎的、捕鱼的、卖布的、撑船的、做工的、当和尚的、做道士的贫民，突然成了领袖人物，纷纷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反元武装遍及全国。名列史册的就有：方国珍、徐寿辉、布王三、孟海马、芝麻李、郭子兴、张士诚、刘福通、陈友谅等等。而一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那时节，朱元璋不过是郭子兴的一个部下而已。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也没有一个是官宦子弟，他们是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然而，就是这些底层贱民，把蒙元帝国送进了坟墓。蒙元帝国的败亡，再次演绎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野蛮的蒙元没有被中华的文明征服，甚至没有被中华的文明打垮。打垮它的还是武力。是中华的文明不算“较高的文明”，还是马克思忽略了蒙元兴衰这个事实？蒙元的兴起，包含着众多的偶然因素，而它的衰亡，却是必然的。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甲申再读之二汤守道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王朝的更替，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