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读后感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读书心得卢梭，一个天才式的构想家，在一个呼吁理性的时代，却将世俗的理性排斥在外。他把彼岸拉到此岸，把天国拉到人间；把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空间对立转化为人间道德沉沦向着道德拯救的时间发展，从而重新构建起一个道德共同体——道德理想国。罗伯斯庇尔，一个天才式的实践家，被誉为是行走中的卢梭，他让卢梭的政治哲学从“贵妇的梳妆台上”真正迈入实践阶段，并最终演化为大革命广场狂欢山呼海啸的历史一幕。可以说，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一个天才构想家建构起一个此岸的道德理想国，另一个天才实践家将这个道德理想国付诸现实，乃至成为危险的政治乌托邦。然而，这个完全按照卢梭理想所建立起的雅各宾共和国最终还是越过了道德的边界，道德理想主义在实践中的血腥暴戾成为卢梭在政治神学论在实践中的灾变。朱学勤先生在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以“从神学政治论到政治神学论”为引，重新解构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之父”——卢梭心中的道德共同体，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而在卢梭百年后，生前受到教会和启蒙学派双重排斥的卢梭却像受难后的耶稣一般重生。另一个行走中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共和国，一同演义了道德理想国的诞生、昌盛直至覆灭。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道德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也始终摆脱不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如此相像？”道德的优越感、亢奋的革命情绪，这一切难道不是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所共同展现给世人的图景？或许正如朱学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所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实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在现世中，我们同样也摆脱不了道德共同体的共鸣。一、一个人的卢梭卢梭刚去世，帕克即断言卢梭是启蒙运动的集中代表，并首次把法国革命的激烈程度与卢梭思想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然而，卢梭的思想和当时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运动并不合拍。事实上，他移动了启蒙的重心，甚至攻击了启蒙的前提——理性和进步。这一看似绝对正确的前提在卢梭眼中显得一文不值。他把“进步”称作“最大的不幸”、“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他把“文明社会的发展史”称作“人类的疾病史”。卢梭与整个启蒙学派最大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卢梭始终有着一颗“教士心”。卢梭少年时代的梦想，把人们牵入一种准宗教化的现世赎罪的心理状态。卢梭在总结与狄德罗等人的决裂时，就认为他有宗教意识，而对方都是一些居心险恶的无神论者：“无神论之所以不造成流血的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而是由于对善漠不关心。哲学家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专制制度通知洗啊的国家的宁静是想象的，那是死亡的宁静，它甚至比战争的破坏性还大。”从哲学角度分析，卢梭在英国经验理性和法国先验理性之间做出了自觉选择。卢梭的这种“倒退”可以从帕斯卡到笛卡尔的法国本土先验理性中找到共鸣。他认为“有追溯到自然状态的必要，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追溯到这种状态。”因而首先需要清扫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重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可以看到，卢梭之“倒退”，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倒退；卢梭之目的，是以逻辑方法尝试着把人类已然状态抽象净尽，大扫除一块空白的起点，以此建立批判的基地，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都属必然、应然，尝试更为理性更为理想的重建道路。当然启蒙学派并不会认同卢梭的这种“倒退”，甚至被他“教唆人类倒退”所激怒。在这场进与退的较量中，唯一能够读懂卢梭的也只有康德一人。卢梭的“倒退”就好像托古改制。古往今来，但凡托古改制者，大都是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尚古训、好古制，然而最终却逃不开一败再败的命运嘲弄。这一点上，卢梭像极了西汉末年的王莽。作为一个崇尚周礼的儒士皇帝，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其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一次次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和贫民，自己却过着清苦的生活，夫人的穿着打扮像个仆人；又如他的儿子杀死了一个奴婢，为了表示法不阿贵，他勒令儿子自杀。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因为托古改制的失败，被史学家描绘成一个窃国的乱臣贼子。王莽企图将这个世界重新建构成一个《周礼》之下的理想世界，而卢梭想的则更远。他将历史一点点拆卸、还原，最终直指人类内心的自然状态：天赋良知。这就好比面对外族的入侵，王莽曾经说出：“我是有德之人，其奈我何？”此时此刻他是真的困惑，因为在他的眼中，道德是永远不会错误的，而自己既然是大德之人，就必然站在真理那一边。既便如此，卢梭同样也没有受到当时教会的认可。卢梭“把彼岸拉到此岸，把天国拉到人间。把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空间对立转化为人间道德沉沦向着道德拯救的时间发展。”这意味着彼岸神性救赎话语转移为此岸意识形态话语，卢梭将一个世俗的人间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回归神正论救赎传统的守旧色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第一次探索人类生活于一个神性缺乏的世界如何重建道德理想，尤其是如何重建政治程序中的道德理想。”于是，一个心怀“教士心”的理想学家不得不遭受被哲学阵营排斥，又被教会当局驱逐的双重流亡命运。二、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卢梭死后，他生前的思想却得到了整个法国的认同，卢梭也如受难后的耶稣一般复活，从背景走上了前台。教会的迅速衰落使得神性的道德被打上了问号，而孟德斯鸠、伏尔泰可以作为理性的导师，却不具备道德的魅力。人们开始呼唤道德的回归。于是，卢梭成为一个由人而神的道德偶像。人类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成为卢梭论述自由的最好表征。“道德是拉紧理性与自由的关键一环。失落这一环，理性将误入歧途，自由也将迷失方向。”因而道德是可以凌驾于任何法律、信仰之上的。卢梭在政治法、刑法与民法后面加上了内心统治法——这种法律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者代替那些法律。道德的异化使得原本神圣的道德理想演变成一场充满血腥的文明灾难。“上帝使人自由，以便使人通过选择而为善弃恶；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道德理想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将出现对是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入侵，出现美德与恐怖相结合的道德转正，最终成为一个由道德构建起的政治乌托邦。而真正将卢梭的这一道德理想国付诸实践的，是另一个道德实践家——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曾在演讲中说到：“世界上的革命已经搞了一半，另一半也应该完成。这另一半革命则来自人最预料不到的角落——文明规范、文明程序、文明社会的解构和重建。”社会重建、政治实践，正是罗伯斯庇尔所要做的工作。他一手建立了一个道德法庭，并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少数人总是有罪，居于人类中的少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邪恶的证据，邪恶者不受法律保护。在这样的逻辑指引下，道德审判成为残暴、自私的个人审判，最终使整个法兰西共和国陷入一场道德的漩涡之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是道德理想国的精神教父，另一个是雅各宾共和国的创造者、道德的审判者，两人最终的命运也出奇的相似——控诉者被控诉、颠覆者被颠覆。卢梭窃取了教会的神职，在世俗的此岸呼吁道德的回归；又抽空了启蒙的基础，反对进步和理性。这势必激起了教会和哲学家的同时声讨。而后期的罗伯斯庇尔则和晚年的卢梭一样陷入了一场自己营建的道德困惑之中：“既然我是道德的，那么反对者只可能是站在反道德立场上反对我；而反道德者不是有错，只可能是有罪；唯我有美德，他人在犯罪。”这样的困惑一直伴随着卢梭走进先贤祠，也伴随着罗伯斯庇尔走向他自己设立的绞刑台。而他留给国民公会议员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强盗们得胜，共和国完了。”三、道德共同体的现世共鸣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上刻着：“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这句话或许是所有法兰西人民在将罗伯斯庇尔送上绞刑台时内心共同的想法。在罗伯斯庇尔执政的后期，道德成为衡量一个人立场和信仰的唯一标准。所有的政治斗争全部转化为了道德判断、道德斗争。“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而我也是美德的化身；因此发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策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这成了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逻辑。道德共同体的另一个表现是个人意志的消灭。在道德共同体至上的前提下，个人意志不容许存在。公意是道德共同体共有的意见的表达，而在公意面前，任何个人的意见都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由若干个人意志所组成的众意同样将受到异类者的待遇。公意被卢梭视为其整体思想框架中的灵魂和尖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公意代替了个人意志的表达，道德准绳被无限扩大，甚至最终代替了法律审判。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熟悉。朱学勤先生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卢梭道德共同体思想的反思、大革命期间对道德底线的逾越，回眸中国、理解中国。事实上，当我们一步步抛开过往的陷落、迈向美好的未来之时，无论是欧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是政治领域，都在试图用理论的方式剖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市民生活和精神状况。是什么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启蒙运动究竟在大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建构于何处？朱学勤先生从对卢梭的解构中给予了答案。而从卢梭的道德理想国、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审判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中国的影子。道德成为衡量一个人行为正确与否的唯一准绳，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政治的道德化和阵营化。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将市民机械地区分为“人民的”和“反对人民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以大量的道德理想词语换算具体的派别利益，最终全民族都进入了不言功利只言德化的理想阶段。只有正对历史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反思，从而更加真实的、坦然地面对将来。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精神面貌，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审判的哲学逻辑。而这些，是我们无法忽视和必须面对的。另一方面，随着网络虚拟社区的兴起，网络道德审判的力量也变得愈发强大。在网络中，网民的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少。当所有的人都从事与你想象的锻炼项目时，你自我意识的东西会减少。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的保证，仿佛与集体的信念想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最终成为集体意识的附庸者。这种集体意识的无限放大使人无意间产生了众意即是公意的假象，从而让整个网络社区成为一个虚拟的道德共同体。网络社区成员之间的意见互相影响，最终成为集体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很容易随着舆论的扩张，最终使得网络间弥漫着“我的意见即是舆论的意见”的心理暗示。而从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来看，这种“我即是人民，人民即是我”的心理暗示很有可能在一个理想的道德环境中生根发芽。这些或许是我们在读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后所尤其应当引起警惕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