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刘安：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突出屈原作品“怨刺”的特点，赞扬屈原的高洁精神，推崇屈原作品中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第二阶段：扬雄：《汉书·扬雄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主张明哲保身，反对屈原投江，并作《反离骚》以示已意。班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兢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纵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秒才者也。（《离骚序》）不明哲保身，多虚妄之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班固对屈原虽有评价，但评价不低。第三阶段：王逸：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况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者，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率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阙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肯定屈原对楚王的忠诚，认为屈原作品依托五经立义，肯定作品中浪漫主义特征。总之，汉代对屈原的评价总体来说经历肯定——否定——肯定，同时反映了汉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诗大序》的文学观念《毛诗序》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前秦儒家诗论的总结。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也说明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志，偏于社会伦理道德；情，属于个体性的。志要形成诗，中介就是情。这样的诗歌内容既能传达政教内容，又能打动人心，从而使政教内容为天下人所接受。《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加清楚地说明诗歌的特征。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歌的内容里反映出来。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显然是受到季札观乐的启示，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基本概括了风雅颂是《诗》之体，而赋比兴是《诗》之用即表现手法。最后，《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又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模式。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对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孟子的诗学主张孟子的诗学主张大体可分三部分：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知言养气（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孟子讲的知言，是指对于诐、淫、邪、遁等言辞，能看出它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他讲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他认为只要“配义与道”，即加强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思想修养，就是养“浩然之气”。养气强调内省，知言强调言辞与内在心灵的统一。二、以意逆志“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理解作品的方法。他主张，分析诗的人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去曲解整篇的意思，而应该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分析作品内容。孟子为学生咸丘蒙解释《小雅·北山》《大雅·云汉》的诗句，就是运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这一方法。此处的辞，指未经文饰的表达。志，不是一般的志，是善的，强调作者的主体地位，主张将作者之志作为旨归。三、知人论世孟子提倡在读诗时，要善于领会其内在精神，但同时这种理解不是主观臆断，而是通过“知人论世”的总体把握的方式去领会。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文学是作者思想情感与时代环境相结合的精神作品，因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当然必须要读他们的书，考察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小弁》之怨、《凯风》之不怨时，就是从不同作者及其诗歌的不同背景出发，来评价这两首诗，这就是对“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王国维认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可以相互参照。他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指出：“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可见，孟子的诗学主张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但我们应注意，作品能否表达作者真正的意志，如果作者在创作时没有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那么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就不能起到作用，所以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典论·论文》的文学观念《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它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虽然曹丕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这对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其次，关于文气。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情感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曹丕认为，气有清浊之分。我们可以把“清”理解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所谓“本”，大致是指基本的规则而言，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所谓“末”，是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奏议、书论，晋以后人所谓无韵之笔；铭诔、诗赋，晋以后人所谓有韵之文。因文章具体的功能不同，而体裁和表现方法也就有所不同。雅、理、实、丽，各具特点。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是曹丕首先提出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指出了两种错误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前者斥责了尊古卑今的观点，前人已有阐述。后者对“文人相轻”的斥责，则是作者的新论。作者根据对不同的文气、文体的认识，说明各个作家作品各有短长。“暗于自见”的人，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文学批评。《文赋》的文学思想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它着重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问题一，陆机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陆机这里所说的“意”是指构思过程中的意，亦即构思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指文章中已经表达出来的意。“物”指人的思维活动对象，“文”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意不称物”是指构思内容不能正确反映思维活动对象，“文不逮意”指文章不能充分表现思维过程中所构成的具体内容。它们分别指创作过程中两个重要问题，陆机认为二者“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文赋》重在解决“能”的问题，重在讲文学创作的构思和技巧问题。问题二，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首先，陆机论述了作家在构思前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艺术构思得以顺利进行。他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内容。“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玄览，是指老庄那种虚静的精神状态，它可以使人不受外物和各种杂念干扰，烛照万物，心神专一，这是针对“意不称物”而提出的。典坟，泛指各种有价值的优秀文章与著作，这就是要求作家广泛地学习前人，吸取其丰富的创作经验，这是针对“文不逮意”提出的。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还必须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以情生，情因物感，这样构思活动就能顺利展开。随着“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构思活动逐渐展开。首先要进行丰富的艺术想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在此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始终是与现实中的客观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的逐渐鲜明与艺术形象的逐渐构成是同步进行的。“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之后，就需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寻找最好的表达，使其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即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在论艺术构思过程中，陆机十分强调灵感的作用，他称之为“应感之会”。他认为文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