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有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有关问题的思考--致刘老并转韩德强同志尊敬的刘老并请转韩德强同志：刘老7月30日寄出的德强同志的大作《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于8月3日方才收到。收到后即认真拜读并深入思考，感到文章涉及到对中国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的认识，并必然会由之而引发出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认知；涉及到如何进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问题；还由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出发而引出的对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革命性质的评价；……而所有这些，又都必然会关涉到当下中国现实的社会运动，以及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重大问题。正如德强同志文末所说：相对所涉及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篇三万字的短文是远远不够的。同样，我在这里也难以详尽阐述自己的看法，而只能就几个我认为最关紧要之处简略谈谈我的看法，供德强及其他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同志参考，也恳请刘老和德强同志批评指正：一、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告诉我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同判断当前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密切相关。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有必要先重新回视一下当年的社会史大论战，尤其要充分注重在这论战过程中和论战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共产党人提出的思想。正是经过了这论战，不仅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且中国共产党人也由对历史的反思而形成了对当下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判断。社会史论战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黑暗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高举起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从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这时期，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进行的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党所领导的一场重要理论斗争，也是文化革命深入和文化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这场理论斗争的人员非常复杂，有以陶希圣、梅恩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基地），改组派的理论喉舌顾孟余（以公孙愈之为笔名），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取消主义者严灵峰、任曙等（以《动力》杂志为代表，此派又称动力派），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而由中共党人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还有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于任何一派的人物。大约自1929年至1934年间，前后发表140余篇文章，出版了30余种书籍，数十人参与论争（绝大多数是当时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1）中国社会史论战首先是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现实进行中的中国革命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曾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1928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正确的分析遭到了形形色色反对势力的反对，他们群体鼓噪，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如陶希圣宣称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崩坏，而引起封建制度崩坏的原因就是商业资本的发展。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3）中写道：我们先观察封建制度崩坏的过程。周的末期，中国国内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其发展。几个侯封里面，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这资本主义齐国。自齐霸中国以后，各侯封间继续起了几次大战，渐促成国内的中央集权。而战争的背后，颇有商业发达，都市集中，人口增进的影响。但中央集权的政权渐由诸侯归于贵族，再由贵族建筑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七雄争长的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间，贵族阶级相随崩坏。到了战国时代，庶人起为卿相的事情很多。贵族要保持其位，也相趋于养士，于是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他认为周秦以来，商人资本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的一面。（4）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5）而中国农业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虽然有封建剥削的存在，不能因此断定中国的社会形式是封建制度，（6）因此，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段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7）这一观点在梅恩平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梅恩平认为，中国的地主阶级，其膨大往往有限，而商业资本阶级则可以无限量的膨大。秦汉以降的官僚资本，也离不开商业资本。皇帝宰相以下，都只可认为一种寄生于商业资本阶级的官僚阶级。（8）与陶希圣、梅恩平强调中国土生土长的商业资本主义一以贯之，从古代至近代并无重大变化有所不同，严灵峰、任曙等托陈派着力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部门之再行程的。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9）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10）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是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越的地位，……而农民向这种地主出卖和租佃土地多半带有'自愿'的性质。……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不外把地租当作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来看待的……，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充分地表现了农业经济的生产很广泛地都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都普遍地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11）总之，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12）此外，改组派的喉舌顾孟余以公孙愈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极力鼓吹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中国社会的经济构造是一个为封建思想的所支配的初斯资本主义。（13）他们说法有异，要皆否认现实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硬要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的正确判断，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但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党的地下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进步文化团体，仍然进行了大量工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分析，并对国民党反动派、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理论进行揭露和批判。如指出：所谓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数乡村间，尤其各地的行省的多数乡村间的所谓农村经济，大体仍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农家自己需要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由自家生产自家消费……商品生产无论经其在农村与都市，都只是单纯商品的生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至于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中，很难看见。（14）在封建剥削制之下，农民因'经济以外的压制'，强迫地需把全部剩余产品甚至超过这数量以上的部分，交纳于地主，并受许多附加的剥削。（15）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剩余劳动，凡维护此种剥削方法的制度便是封建制度。（16）由此而得出结论：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17）共产党人或受党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在《新思潮》上发表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而农村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地租剥削为主体；帝国主义开始侵蚀，但并未瓦解更未消灭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农村地域如此广阔，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影响和渗透毕竟还局限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周围农村，远没有取得全部统治或主宰支配地位。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再次科学（学术）地被肯定，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明确无疑了。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当年实际的创造性的理论产物，也是这场论战的特大收获。这收获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同样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这一理论收获为当年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科学论据，反过来也从上述革命实践中验证了这理论的真理性质。它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依据。（18）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对于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科学的理论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究竟是植根于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历史必然，还是少数人异想天开或不负责任地煽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寻？如果有共同规律存在，又应如何认识和准确揭示这规律？在共同规律之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较，中国历史存在着哪些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与共同规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论战的同时，思想界、学术界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如李季把秦至鸦片战争这二千余年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认为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其特征是：（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三）商业牵制工业。（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五）独立手工业者--手艺工人--的存在。（六）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七）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19）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单独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明知这一点的李季（他在文章中说：马氏所谓前资本的生产方法原不止一种）为了自己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某种需要（在这方面，他和陶希圣殊途同归，都企图证明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瓦解），却杜撰出这个所谓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有了这个过渡时代，他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了。他又提出一种奇谈怪论道：秦汉之际，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称霸，金属货币的流通，商业对工业的牵制，地主的横行，农民的困苦，和无产者的出现等等，这不是正式的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中所应有状况，却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必然的现象。(20)马克思主义学者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中对李季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说：我希望李先生要明白：纯粹的封建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在人们的幻想中。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只在它的早期，混和着农村公社和奴隶制的残余，在以后的一二千年中，也都是如此。研究那时代的历史的人必须把主要的生产方法，和封建制度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区别开来，并且再进一步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然，徒然掇拾了一二现象，而加以夸大，把它夸大成为一种生产方法，那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指出，李季所列举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七个特征，没有一个可作否认封建社会存在的根据，也没有一点可作承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存在的证据。象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本来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特色；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即使能够成立，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新的生产方法；至于说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更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何干之诘问道：如果地主阶级的存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我真不明白，什么阶层支配的社会然后可算封建社会；难道资产阶层的社会才算是封建社会吗？侯外庐曾对中国社会史论战有过这样的回忆：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