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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中国报业转型的困境与出路》学术沙龙发言摘要时间:2015年11月27日上午9:00—12:00地点: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会议室(文科楼H6—201)沙龙嘉宾: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吕尚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南都系总裁曹轲,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唐润华沙龙主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辜晓进记录整理:深大传播学院研二学生李婷菊叶愉?沙龙现场?黄春平(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三位大腕,一位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都报系总裁曹轲,一位是中国著名媒体管理专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吕尚彬教授,一位是国家著名对外传播战略研究专家、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唐润华研究员。他们名气很大,也很忙,是辜老师的面子才请来的,机会难得。我们首先掌声感谢三位嘉宾。下面的沙龙由辜老师来主持。黄春平在发言?辜晓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来自深圳报业集团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就中国报业转型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有幸请到三位专家:一个是纯学界的,吕老师在这个领域享有很高声誉;一个来自央媒研究机构,唐老师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问题的;另一个是纯业界的,曹总是南方系报业转型的操盘手,对此问题感同身受。当然还有我,我是脚跨业界和学界两头。我相信我们之间,能够在此话题上碰出些火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对三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辜晓进在主持?报业现状:已被逼上绝路辜晓进:中国报业转型不仅仅是去年习总书记提出的一个要求,而是业界十多年的迫切呼唤。美国最先遭受报业衰退的打击,从2003到2013短短十年里,报业广告已经下降了接近2/3,但美国报纸的发行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当然这与报纸普遍提价,以及统计发行量的规则变化有关。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情况更糟,不仅广告大幅下降,发行量跌幅也大于美国,包括每千人拥有报纸数量长期领先的北欧五国。再看亚洲,虽然日本报纸的发行量仍然坚挺,但这10多年来报业广告也已腰斩。2013年世界报业协会的主席用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来比喻全球报业格局,认为东方国家的日子相对好过。现在东方也不好了,中国的情况就很令人担忧,报业广告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球目前大概只有印度仍保持较大幅度的正增长。大家很清楚,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根本地改变了,传统报业的垄断地位彻底地坍塌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报纸别无选择,必须转型,以顺应民众获取信息的新方式、新渠道,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但对中国报业如何转型,目前有很多议论,分歧也很大。几位嘉宾觉得,现在中国报业的转型究竟处于什么状况?曹轲:对于南方都市报来说,2015年广告情况不好。以前我们从业的人可能会侥幸地觉得,我们这家比较强,别人家不行。我们活下来了,别人死掉了。但这个行业的大势下,没有这样侥幸的可能性了。机关报是例外,它的影响力、发行和广告都保持比较稳定的趋势。至于都市类报纸,走在市场里,就应该生在市场,或者死在市场。都市类报纸得靠自己的努力拼搏,赢得一个未来,这是前提。但从现在南都的状况来看,靠现在这样的模式简单维持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它需要更多的内部改造。从外部来看,广告发行肯定是受到了影响。南都从今年十月十二日起,改版提价,零售提到了两元钱;改版之后,更加精致更加精准更加适合精英阅读。零碎的、在网上都看得见的动态消息确实越来越少,长文章越来越多。若每天都有十篇八篇能让大家愿意看慢慢看的东西,就算对得起这两块钱了。按前面讲的,就算不提价,报纸的发行量也难以增长。曹轲在发言?点的,就是一帮难兄难弟;说得不好呢,它的竞争市场应该是面对互联网整个生存环境,重新去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价值。而像腾讯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就在(深大)旁边,更加应该得到一个启示,新的信息获取或者生产力是一个价值链,或者按照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就是,价值链上,生态系统里,你要找到一环是你自己的。你要搭上这个车,把你自己嵌进这个生态链的某一环里面去,就可以生存下来,或者说生存得更好。你也不需要很痛苦地把自己一个中餐厨师非要转成一个西餐厨师,不用那么痛苦地转型。只要把专业的价值发挥好,在这样一个生态圈里,或者这个生态系统的价值链上,就一定具有它自己的价值。那时候,原来强调的专业生产也好,专业主义也好,价值就会凸显出来。现在确实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价值链没有成功搭建。原来是报纸自己的一个封闭系统,采编、广告、发行这样小的闭环不行,必须加入大的一环。个人比较同意现在的新长板理论,我们把自己那一块板做到最长就行了,跟别的桶去拼接。没有必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桶一样,总是找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还是要把自己的一块长板做到极致。现在南都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强调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是分发渠道跟其他用户市场的对接。不管有没有互联网,报业自己内部的品种确实是太多了,生下来容易,死掉很难。正常的商业企业包括网站,死掉的很多。但报纸为什么就这么难死掉呢?一个城市真的需要五张六张日报吗?即便没有互联网,报纸都嫌多。也许是地域管理的原因,都不愿意把自己裁掉。好多真正想活能活的报纸也活不好,想转型的报纸也没办法从容地转身,转得手忙脚乱。唐润华:目前报业确实进入了一个衰退期,或者说报业的影响力和规模都在萎缩。报纸衰退期有其必然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容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和发行,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十来源于广告。广告的投放总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保持不变的量。在发展中国家像中国,每年的广告投放量大概占GDP的1%。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1%,大概在0.8%-1%之间。在发达国家像日本,会占到1.5%,美国则不到2%。原来在传统媒体兴盛的时候,报纸和广播就分这个固定的量。后来新媒体出现,移动互联网开始兴起,他们的主要收入也靠广告,包括最早的门户网站,以及后来出现的BAT,如百度、谷歌这类大型互联网公司,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是靠广告。比如说原来的广告市场只有一百家在那里争,现在新媒体来了,两三百家公司都在争这1%或2%的广告额,那大家所占的市场的份额肯定下降。谷歌现在一家的公司收入超过了美国所有纸媒的广告收入的总和。中国百度现在的广告收入也超过了央视。新媒体的很多优势是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所以新媒体对广告的吸引力更强,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注意力更强。现在看报纸的人很少,发行量自然下降,报纸广告跟着萎缩。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唐润华在发言?没有退出机制,媒体融合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必须要有一大批传统媒体死去,才能让活着的报纸活得更好。如果没有一批报纸死去的话,活着的报纸都会很艰难,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而为了谋生,什么办法都有。有的走“红道”——即政府“包养”;有的走“白道”——就是非常激烈的恶性竞争;还有的走“黑道”——如新闻欺诈、新闻敲诈。所以现在,就整个国家层面而言,要让那些值得生存的报纸生存得好一点,就必须让那些没太多意义的报纸死去。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中国,很多传统媒体都是事业单位,特别是党报。尽管后来出现了市场化运作的都市报,但现在反而是走市场化道路的都市报很难运作,而那些不走市场化道路的党报日子过得比较好。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应该从党和政府的层面,鼓励报纸真正地参与市场竞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新闻的品质和影响力。当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报肯定有它生成的必要。但目前的问题是,现在的党报系统过于强大,应该在数字上进行一定的压缩。而且党报系统不应该参与市场竞争,不能搞什么创收、经营,应直接由党的经费或者是财政给它补贴起来,然后把市场空间让给市场化的媒体去竞争。这样的话,就真的能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数量上可以是一个省就一个党报,再加个《人民日报》。一个省加起来就两家党报,不一定每个地市都要有党报。这样,也许能让真正有价值的媒体能活得更好一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吕尚彬:作为一个高校的学者,并非对业界一点也不了解。除了做项目研究,与业界有非常亲密的接触之外,实际上有不同程度地介入业界,包括战略规划话题、包括他们整体报业转型相关联的一些东西的操作。在最近若干年里,将其概括为“贴地飞行”。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与报业操盘手的视角有一定的距离。基于“贴地飞行”、“贴地观察”这样的一个视角,报业转型实际上在2012年前后有一个变化:2012年之前,报业强调转型;2012之后强调的更多是“转世”,而不是转型。吕尚彬在发言?在“转世”的视角下,传统报业在今天还有没有优势?如果有优势,它的优势有多少?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考虑到在这样一个传媒边界日益模糊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生态环境,再来反观和考虑传统报业的优势,可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如有不少报业集团的人才去经营政务自媒体,去经营和企业机关相关联的自媒体,这是一个创业点。而有的人虽然编制还在报社,但是他在外边运营别的很不错的媒介平台。第二,传统报业拥有本地化的资源优势。传统报业生根于一个区域的市场,比如说深圳报业集团下属的《深圳特区报》、《晶报》,这些报纸的员工都深耕细作了若干年。尽管这些人才资源在流失,但是所属报纸的本地化资源还是存在的。第三,在内容生产方面,传统报业集团编辑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也是存在的。但讨论到“传统报业的优势”这个话题,按照传统的思路,脑袋里蹦的第一个词就是“公信力”。但后来发现,这不见得。尽管现在经常谈论网络里面谣言很多,但是仔细查一下,传统媒体的虚假新闻难道少吗?这话是不好讲的。所以在传统报业“公信力”的优势这一点上,需要打一个问号。调整的困惑:转型还是转世?吕尚彬:今年四月份,我提出了一个“数字报纸2.0”的观点。仅仅从报业转型的角度,在2014年之前,包括业界所做的数字化转型,概括为典型的数字报纸1.0,也就是以报纸为中心,加互联网。一直到2014年,大家的思维还是以传统的报纸为中心。大体从2014年开始,由以“报纸+互联网”的思路变更为“互联网+报纸”的思维。比如说,从2013年底开始,浙江日报开始转型,它将自己定位为“枢纽型”互联网的传媒集团。这个变化非常大。而从2013、2014乃至到2015这个阶段,上海报业的整体思路也有一个变化。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变成了一个热词之后,以“互联网+报纸”为顺序的思维已经被接受,我将其概括为“数字报纸2.0”。在“数字报纸2.0”这个框架里,强调报纸的转世再生,而不再是一般的转型。在这个背景下,刚才唐老师说“包养”是红道,那走“红道”的报纸真不少。但是走“红道”的传媒和我们真正理解的传媒是不是同一种呢?这有待思考。那么转世之道是不是可以概括成为一种“蓝道”?转世的“蓝道”怎么走?实话说,会很困难。就如曹总刚说的非常悲壮的一句话,就是“生在市场或者死在市场”。走这个“蓝道”再难走也要走出去,但是怎么个走法呢?那必须是从转世的角度,整体迁移互联网。现在所谈的媒介融合的话题,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对媒介融合真正感兴趣的是BAT机构吗?不是!而是传统的报纸或者是传统的广播电视。那么媒介融合到底是用怎样的一种主轴进行融合?(辜晓进:其实我们是被融合。)对,其实我们是被包围、被融合。陷入到了被动之后,再来寻找出路,仅此而已。被融合的话,也只能按照互联网逻辑、互联网思维的一些要求去做。实际上,浙报是这么干的。上海报业从今年五月份之后,他们的思路也有了重大调整。所谓的颠覆性破局,实际上肯定是整体迁移进入互联网。但是怎么整体迁移进入互联网呢?其实刚刚曹总也提到了,在互联网系统整个生态圈里找到可能保留原有报业基因、保留原有报业优势的一些东西,这样才叫整体迁移。那首先是需要用户驱动,需要重新创建用户核岛。不管走的是哪一道,基本得先把互联网用户核岛建立起来了。然而,互联网核岛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能不能建立起来呢?其实,有很多媒体有互联网恐惧症。在某种程度上,一提起互联网,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BAT。强大的BAT还会给传统报纸留下空间吗?今天传统媒体去和互联网机构合作的时候,至多是让BAT机构导流。比如说澎湃,一做好了之后就让百度导流。其实导流的时候,它是想借用别人的互联网核岛。然而导流后,你做的产品是否能够把用户留下来?这是是否成功的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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