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新焦虑症案例分析

公管1301班U201317625刘淼资料来源：金饭碗、铁饭碗、粗瓷大碗公务员的新焦虑症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刘俊南方周末实习生岑欣杭谭畅于阳赵栋张维发自：上海2014-05-2214:36:22案例陈述：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八项规定”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无论走哪，别人都会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于局还好吧？没进去吧？“既没有利益带入，又没有正面形象，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波说，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他就立马辞职。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国，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去了一家律所。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糖”没了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于波说，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还能是中上等，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不消极，也不积极”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五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以往，于波看到报告之后，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确保万无一失。“不干事怕被处分，但只干好本职的事，不会主动去干别的。”于波说，不消极但也不积极。再做“92派”？在高压之下，除了零星的官员下海，一股辞职的暗流正在一些基层公务员中涌动，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豆瓣小组、QQ群里，公务员辞职的小组比比皆是。现在耳熟能详的企业家陈东升、冯仑等人都是1992年那个时期下海的官员，俗称“92派”。有人曾这样描述92派的典型特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理想主义情怀，1980年代末期走出体制。1992年的中国，遍地是机遇，“国退民进”的大氛围让很多年轻人无法对下海说不。据当时人社部的统计，1992年，有十万公务员下海，一千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之后的十年，公务员并不吃香。直到2003年，“国进民退”风向转来时，人们才一夜之间发现，还是体制内的吸引力要大。所以当2003年新的一批官员下海时，创业门槛已经在抬高。这批官员大多是因为1998年各地机构改革减员后下海的，干的大多是高级打工仔。而现在创业的门槛跟十年前又无法同日而语。最大的问题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旧的游戏规则几乎被悉数推翻，但新的尚未完全建立，这让许多官员在履职时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跟基层沟通更难了。“以前跟基层做工作，都是要靠人情往来建立感情，现在这个高压线碰不得，就变成了公对公地开个会，传达命令，很机械僵化。”杭州一位官员说，最后没办法，只能利用周末时间，组织大家AA制出去玩，通过这种方式跟下边的人建立感情。跟上边的联络也不轻松。王婉婷所在的市属于贫困地区，她所在部门的经费和预算完全要靠自己去市里省里去跑、去求。现在不允许吃请之后，她又诚惶诚恐起来。“现在跑也跑不通，不去跑又不知道行不行，搞得我左右为难。”王婉婷说，万一你没跑，别人跑了还指不定呢。于波越来越搞不清楚，公权力和私人之间的界限。2013年，他请了年假开自己的私家车出去玩，结果遭人举报，纪委还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理由在他看来颇为牵强：你请的是事假，不是旅游假。提起解决的药方，接受采访的官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规则二字。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在许多人看来，就说明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说明市场活力不够，如果民企的生存环境更宽松，肯定有更多年轻人选择到外边闯。”王婉婷说。“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一位接近高层的部委人士说。但另一方面，为了稳住体制内的优秀公务员，中央正在制定新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据媒体报道，本轮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重点为调整工资结构，解决失衡问题，并再次规范地方津补贴，“调低、扩中、限高”被重新强调，受益最大的是基层公务员。“关键要看这场运动是不是一阵风。”于波给出的药方，包括把公务员人数减半，对公务员要建立明确的考核指标，以及怎么体现公务员的价值感。“价值感，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腐败的问题。这个不解决，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案例概述：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官员跳出体制，酝酿第三波官员下海潮。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公务员热”的退潮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起决定作用。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时刻，在公务员普遍焦虑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在进一步走向规范和职业，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最终推动改革。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国考”也在降温，2014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高压之下，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评论：自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了严格的八项规定和一系列“节礼禁令”等措施，公务员待遇相对“缩水”、纪律愈加严格、反腐威慑力度加大等因素使得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众多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但分析可见，虽然这一社会性的背景非常重要，但在价值选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里，辞职官员的原因其实也相当多元，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有特定时间段的具体原因。除了一时的社会背景，选择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可以分为“现实利益型”和“理想驱动型”。虽然在住房、养老、医疗等隐性福利较多，与许多外人想象中不同，除了那些有机会拿到大量灰色收入的除外，很多公务员生活其实相当清苦，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上升空间有限。当下严整吏治的客观环境，官员隐性福利的减少以及权力滥用成本的增加，更是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而个人理想型的，更多追求的是工作环境更自由，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发展的空间。不少人并不喜欢也不适应政府的工作，只是因为社会上流行“做官”是好的职业，所以随大流进了政府。如果在机关做到退休，自己的一生能干些什么？这是不少理想主义型官员人到中年的“天问”，也是选择辞职的重要原因。公务员体系中，行政职位由不得自己挑选，而在机关干到退休，20年前就基本能预测到今后的生活，这样的人生看起来完全没有悬念。官员辞职和“下海潮”之所以在中国会一再地引人注目，其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中国几千年儒家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市予帝王家”，而其现实背景则是，政府权力仍然掌控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近些年来，由于市场化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某种程度上，不是市场化更强，而是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由此导致社会上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梳理前几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给了优秀人才另一个出路，这就形成了商界和政界竞争优秀人才的局面。相比于政界较为僵硬的体制，商界的竞争机制和巨大的财富诱惑，使得许多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大价值。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需要创新型人才。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风险较大的企业职位比稳定的政府职位收入大幅上升是正常现象。一般敢于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上还是能力较为突出，对自己也有自信，因为要放弃一种旱涝保收，自己又有一定基础的工作，重新开始一种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的生活，自信和能力显然都很重要。从现实来看，官员作为一种职业，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是所有社会职业中排在第一梯队的，对于“厌恶”各种风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做官更保险和更好的职业了。然而，如何使得政府职位仅仅成为一种正常职业，去除陈朽的“官本位”思想，从整个社会来看，官员下海逐渐常态化，“辞官”的不再被视为异类，而成为一种正常的个人选择，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同时，在对官员下海潮表示赞许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背后可能存在的弊端，尤其是其中可能存在的权钱关联交易。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然而，从现实中来看，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总之，官员下海是好事，但政府在相关方面需要有更为规范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