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分析

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及评价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广大农村已经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下破产。一些学者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一场有声有色的“乡村建设运动”展开了。第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出于世代官僚的士大夫家庭。中学求学时期，追求维新派，思考社会改造与人生问题。18岁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遂放弃升学，到《国民报》当记者。此年加入京津同盟会组织，后热心于“社会主义”。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26岁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次年在北大出版《唯识述义》(第一册)。31岁时投入国民革命，转而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在河南村治学院因蒋冯中原大战而停办后，他转入山东，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本书是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迄止抗日战争爆发，他一直在山东邹平与菏泽县搞乡村建设实验。1937年发表《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3年，因他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时发表不同政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此后受到不公正的思想批判。1970年他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至1975年完成，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开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以92岁高龄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作“中国文化传统”报告。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说：“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呢?梁漱溟说，是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他把破坏农村的力量分为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国际列强的经济侵略，对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尤其深远。他用三分法把破坏力分为：(1)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2)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破坏乡村的助手；(3)文化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破坏力。从时间来说，近百年前半期是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农村，后半期是反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乡村。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旧社会结构的崩溃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失败。旧的社会组织崩溃了，就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对新社会组织的构想，发源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理论。梁漱溟自己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实开发出一副窍门也。我的许多实际而具体的主张，无一不本着我的理论，而我的理论又来自我对于社会之观察，以及对于历史之推论分析等等。在观察社会与推论分析历史时又无不有关于东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及1931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乡村建设理论著作，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的具体化。梁漱溟认为，实现建立新社会组织的道路，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在中国，农村占广大幅员，农村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全国新的社会组织就会建立起来。中国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他说，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首先，农民的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其次，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此即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出一种自然活泼的温情；第三，农夫行动从容不迫，他们种植的五谷与自然的节候非常有关系，急忙不得，所以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从他的从容，就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有艺术味道的文化、有艺术味道的人生；第四，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而家庭又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这与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关系。以上四层都与从理性求组织有关；第五，这是更重要的一层，即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第六，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第七，我们是在追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从乡村起手组织，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合乎人类的正常文明，当然，讲从乡村人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放在乡村；第八，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样可以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新的社会组织中，梁漱溟主张，不要直接办工业，而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行，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亦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这是真的自力更生。”农村的复活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业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过，而以合作方式经营之，工业就于此建立。有的工业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可以国营。在合作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会健全起来；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亦必健全。中国未来的团体生活将不但管众人之事，而且富有人生向上互相勉励之义——就是政教合一。即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总之，梁漱溟所说新的社会组织就是：“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和，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第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晏阳初，1890年10月出生，祖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中兴村五社，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美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晏阳初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一生中有两大发明，他的第一发明是“平民教育”。第二发明就是“乡村建设理论”。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上回到祖国，看到各方面仍很落后，非常难受。他原在美国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特别关注。过去一般留学欧美日本的青年回国后不根据中国的情况，只知道照搬照抄别人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晏阳初认为，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认为，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回国后就积极进行社会调查，游历19个省，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二大发明是晏阳初发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它是在“平民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和“平民教育”联锁进行、整体推进的理论。1923年“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就选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他们把四十万定县农民分成若干挡次进行识字教育。晏阳初根据他所总结出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计划施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四大教育是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整体推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普编都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这是定县调查研究的结论。他说：“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所谓“愚”，是指那时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甚至目不识丁，他们普遍认为读书只是“读书人”的事，与普通老百姓无关，他们中80%以上都是文盲。所谓“贫”，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少人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东亚病夫”，人民的生死存亡只得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上。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识，可说是“一盘散沙”。这几个缺点不治，就根本谈不上乡村建设。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这就是：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联环扣合与整体推进，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有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五方面的结合：第一是教育与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改良、创造实际生活，以全体人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改造民族为目标。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仅仅教农民识字取得工具而不使他们运用这些工具进行乡村建设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第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晏阳初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作法。一方面使教育者先受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与农民相结合，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根据农民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教育者必须将自己的知识简单易行地教给已识字和正在识字的农民，并且身体力行地示范。这样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者不仅对农民进行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同时注意到使农民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乡村的建设，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第三是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晏阳初认为，民众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全体民众，而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是在农村里的农民。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深知，过去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在城市，“农业科学家与农夫，各自为谋，不相闻问”。1923年“平教会”成立之初，晏阳初就动员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教授去定县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和实验，使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出切肤之问题，应用科学的实验，以求答案，加以推广。第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族的新生命，塑造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平民教育的“平”字，一是人格平等，二是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三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使受教育者取得识字的工具，取得相应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上物质上的要求和问题，而是要通过平民教育这种手段，达到改造民族生活，使民族再造成为有觉悟有道德有公共心有团结力的新民族。第五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晏阳初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与智慧潜力，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得他们大多数人变得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不求上进。因此，晏阳初在“公民教育”中创立出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在我国今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农、科、教结合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