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的司马迁定理与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

人口迁移的司马迁定理与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基于张培刚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分析姚遂（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43007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从人口迁移的司马迁定理出发，分析了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动的基本内涵，并以此出发，，并以此出发，来审视发展经济学中主流的人口流动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根据张培刚（1949）所提出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对司马迁定理进行重新解读；对司马迁定理的满足条件进行了探讨，提出技术进步和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有效促进工农协调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所在。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司马迁定理；人口流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323.6F323.6F323.6F323.6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AAA毫无疑问，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基本任务，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最波澜壮阔的图景。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改革以来30年间，已有1.8亿到2亿农村劳动力通过跨区域流动或者就地转移的方式实现了职业领域的转换（国家统计局农调司，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胡晓义，2007）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但即便是这样，在2004年末起，面对东南沿海非农部门所面临的用功短缺的情形，“民工荒”“刘易斯转折”等表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的名词和术语，已被学者们广泛用以表达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农村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忧虑2。然甫至2008年下半年，随着整个经济发展情势掉头向下，民工返乡潮的集中涌现，使得人们已经开始担心由于回流农民工给流出地带来的就业压力。这种风云突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局面至少说明一点：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转移绝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因此，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更谨慎地对待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为一篇试图对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本文将首先提出人口流动的司马迁定理，来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内涵，并以此出发，来审视发展经济学中主流的人口流动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根据张培刚（1949）所提出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对司马迁定理进行重新解读；在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分析的结论和政策含义的总结。一、司马迁定理与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明确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简单的16个字明示：导致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在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因此，只要地区之间存在利益差异，那么，就会有人口流动，此为亘古不变之铁律，因而可定义为人口迁移的司马迁定理3。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审视人口迁移的司马迁定理，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三个直观的推论：（1）人口流动是由于利益差异引起的，这种利益差异可以体现在同一空间领域中不同产业中劳动力边际报酬不同，由此而导致的人们职业领域的转换，是谓之人口转移；也可以体现在不同空间领域同一产业部门边际报酬率的不同，是谓之人口流动；更可以体现为不同空间领域内的不同产业中劳动力边际报酬的差异，这种复合的情形所导致的结果既是人口流动也是人口转移。（2）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将会使得报酬率较高的地区和产业由于劳动投入要素的增加而边际递减，所以，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果应当是导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趋于均等，从而，人口流动会有利于部门和区域间利益差异的消除，并最终使得人口布局在产业和空间达到均衡；（3）由于经济活动中创新行为的不断出现，因而，这会使得不同地区和产业间的劳动报酬率出现消长，人口流动将会适应那些能够带来更多劳动报酬的行业和地区的布局要求而动态调整，人口的区间流动和行业间的进入和退出将会是常态。因此，由于创新活动的不可逆料性，空间的和行业的人口配置的动态均衡可能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实。结合到经济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司马迁定理的意义在于：（1）如果将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视为是劳动力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城市部门转化的过程，那么，保持持续的工农收入差异是这一进程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2）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讲，工业化完成的标识应当是在劳动者在部门间的边际报酬率均等，特别是劳动者在现代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收入净值均等条件下所呈现劳动者在城乡配置均衡的状态。而且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收入均等实际上应当是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劳动者在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率得到逐步增加以致最终赶上其在工业部门边际报酬率，而非相反，所以，工业化过程本质上是传统农业部门通过不断发展实现劳动报酬率追赶（catch-up）现代工业部门的过程。（3）由于现代经济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的存在，工业化完成以后的经济体系中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和人口收入的长期提高，将会是一个共生的情形。而这已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可见，要实现以收入均等化着眼的司马迁定理，我们就必须回答：（1）如何保证经济发展中的工农部门的收入差异得以长期维持？因为这种利益差异，是导致人口转移的基本动力；（2）与第一个问题相关，怎样保障工农收入差异能够顺畅地为农村迁出劳动力所获得？因为只有当人口流动后能够获得其所期望的收入，人口流动才具有我们理论分析的意义；（3）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中司马迁定理的本质含义绝对不是我们简单意义上所理解的城乡利差的平衡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而导致的劳动投入要素数量的下降，从而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率的过程，而一定是指人口流动在更高的经济发展层次上实现收入更高水平的均衡，所以，在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转型任务何以实现？4二、现有主流人口转移理论能回答司马迁定理吗？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解决经济发展中城乡收入差异的长期维持问题时，多半是将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视为是资本积累的自然结果；因此，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能力是资本积累的函数（Lewis，1955；RanisandFei，1961，1963；Ranis，2004）。由是，在假设工农业部门劳动力同质的情况下，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将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匹配模型。这种处理的结果所蕴含的一个自然推论，便是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规模仅与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有关5，并且，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以前，农业部门的转型是无需考虑的。但在数量匹配的思路下，我们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如果工业部门的发展看成是资本积累的函数，那么，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连续投入将会带来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从而会导致资本积累在长期中趋于停滞。而这也意味着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转移会有极限。这表明，如果不考虑技术变化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影响，我们就不能够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的趋势，也无法深刻揭示技术变化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性影响。由于技术变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技术进步的结果就是在生产中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换而言之，劳动者在生产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将是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DrazenandEckstein，1988；Rauch，1993；BensivengaandSmith，1995；EatonandEckstein，1997；Lucas，2002）所明确指出：传统农业部门的中的劳动者主要依靠投入劳动量作为投入要素，而在现代工业部门中，劳动者的投入不再取决于劳动投入量，而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工业部门创造的新的就业岗位的多少，而且也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当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类型不符合工业部门需要时，简单的逐利而行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栖身。这种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的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已屡见不鲜。不仅如此，传统农业部门的转型如果仅仅看成是被动和依附于工业部门发展的视角，实际上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因为按照这一观点，那么，在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以前，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将不会有任何变化。但长期的经济发展历程却告诉我们，一国工业化进程推进过程本身就是农业部门转变的历程。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也显示，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部门的共同发展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所以，我们势必会探究：为什么这种转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就会发生，而不是像理论分析的那样是在农村剩余劳动转移殆尽以后再进行？以上的分析表明，一个有效的解读经济发展中的司马迁人口迁移命题的理论框架，应当回答我们所提出的以上问题：（1）如何通过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来保证转移之中的利差？（2）如何保证转移后的劳动力能够获得这种利差？（3）如何实现人口转移过程中的传统农业部门的主动转型？而以上所列出的主流的人口转移理论，均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三、张培刚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与司马迁定理的破解6666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因此，一种单一的解释理论很难全面涵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流动的全部。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有把握的讲，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流动研究的主旨仍在于如何刻画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响应外部工业部门的收入激励而向现代部门转移，并在这一过程实现传统农业部门转型的机制。这也正是破解上述司马迁定理着力方向。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全面讨论农业国的工业化理论大要的同时，其在此书中所展示对劳动力转移的洞察能力，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对我们深具教益。在我们看来，张培刚在40年代提出的人口转移的理论观点，已经较好的回答了司马迁定理的几个关键问题。与50年代以后盛行的新古典发展思路不同，受其老师Usher和Schumpeter的影响，在张培刚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工业化被刻画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在于生产技术的持续变化和企业家精神的勃兴，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是这种变迁的表现形式7，，同时，张培刚在同书的第六章第二节又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化包括资本的深化（加深利用）和资本的广化（扩大利用），所以，资本化程度的提升也就蕴含了技术变迁的意味在里面8。这样一来，以资本深化为特点的资本化进程就兼具了资本品数量的增加与技术进步的双重含义。毫无疑问，这种内涵技术进步的资本积累的工业化理论，无疑要比当时大多数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要深刻和超前。将其对工业化的理解推广到城乡人口转移，张培刚认为劳动者自农业部门转入其他产业部门的主要因素，是由于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技术变化以及工商业部门的扩张所致9。并且认为这种技术变化和工商业部门扩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在于提供了更高的收入激励。很明显，在这其中，技术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可以看成是资本深化的一个结果（即导致生产函数的技术变化的投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工商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可以粗略视为是资本广化的一个结果（技术不变时，资本连续追加投资对同类型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收入差异（即司马迁所言的“利”）可以看成是这种资本深化和广化的一个结果。由此，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机制得以揭示：一是通过资本深化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是通过资本广化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持续发生变迁的过程，所以，从本质上讲，依赖于资本深化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将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最基本渠道和纽带。并且，正是由于现代工业部门技术创新活动的不可停歇性，基要生产函数的持续改进，就造就了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稳定而可观的劳动力报酬差异，也提供了更多的获得较之农业部门报酬更高收入的工作岗位。从这层意义上看，经济发展中司马迁定理的第一个问题便得到了回答：工业部门的持续性的技术变迁，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对工业部门的持续投资。是导致城乡收益差异长期存在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都已明了，现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