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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国社会和谐1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提要:中国要从传统的农业天下向现代的工业国家转型并追求发展与和谐,就要处理两大难题:一是农村或三农问题;二是少数民族或多元文化问题。这两大问题同等重要,同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源泉。但中国领导层对待两大问题的方式却迥然有异。1978年以来,中共中央多次用全会决定的方式来推动农村改革,努力使相关政策法规适应社会经济状况。但30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政策法规和理念基本沿袭了19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框架,有些地方还有退缩,从而使这一领域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均GDP1000-3000美元)出现丧失主导的危险,并且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延续方面出现社会改革赤字。这些改革赤字引发的社会冲突后果可能吞噬经济改革成果,因此必须尽快填补。本文提出从现在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3年是中国填补少数民族领域改革赤字的机遇期。鉴于中国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对于亚洲和世界极为重要,本文建议学界推进“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以总结中国经验,共建和谐世界。关键词:少数民族、社会赤字、发展的悖论、文化公平传承Ethnicminority,socialdeficit,theparadoxofdevelopmentequityofethnicculturalinheritance全文目录:一.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与中国二.开放的社会与滞后的理念三.改革的赤字及其社会后果四.和谐社会理念及实现途径五.中国经验与学界的责任和机遇一.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与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不研究少数民族也能理解中国。更多人认为研究少数民族的人没有能力了解整个中国。这是主流学界轻视少数民族研究的托辞,也是当前少数民族研究成果被边缘化的主因。其实这些观点不仅在学术上和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会在社会上会引起严重后果。它的谬误之处有二:一是研究者只注重的只是自己的私衷浅见,而不是以研究对象的状况和1本文基于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书和从事民族学应用研究20余年的经验,包括对中国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简称民族工作)领域改革需求的观察与思考。由于本文是会议发言稿,其引注尚未能达到学术论文规范,笔者对此道歉并承诺为文中所有重要观点的原创性负责,即保证不侵犯同行的知识产权;本文如有公开发表前景,他将补上必要引注。310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2008年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中国をめぐる開発と和諧社会」資料篇需求;二是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研究费时失事而结果却无足轻重,因此就甘于在重大问题上随波逐流,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奴仆。如果持这种观点人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者,我们也无可厚非,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毕竟是西方功利主义的苗裔。但如果他们是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者,就应该重新学习生物文化整体论、文化相对论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本文旨在证明,从少数民族研究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不仅能有更丰富的视角,而且能得到更多启示。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今日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到全国10%,但民族自治地方占到中国领土64%,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占到全国总量90%以上。支撑中国发展的关键资源,特别是石油、水电、林木和生态资源多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中国西部开发地区多半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国28,000公里陆地边界,全都在少数民族分布区。总之,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人口数字和人口比例。中国文化也不是由农耕,而是由农耕与畜牧两大生计和文化板块构成,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也远远大于半壁江山。研究中国而不研究少数民族,其结论和成果的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都大有局限,以此引导读者和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则会形成诸多傲慢与偏见。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在中国始终是关系全局和影响长远的国家政务,因而需要学界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智力支持。遗憾的是,目前学界政界有此认识的人还不多。中国少数民族事务管理领域的改革创新因而不仅远落后于其他领域,而且正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国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改革对策,就会为此付出代价,直到让社会文化冲突吞噬经济改革成果。如果中国能亡羊补牢,则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就会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南沿海经济特区最终带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一样,带动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暨和谐社会构建。这是因为社会问题多的地方改革动力也大。从社会文化多样性高的中国西部总结的管理体制能在东部游刃有余。揆诸历史,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制度不是产生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而是产生于农耕与畜牧两大生计板块接缝之处的黄河中下游。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央王朝也都把首都设在靠近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西安和北平,岂偶然哉?二.开放的社会与滞后的理念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必须面对两大问题:一是三农问题;二是少数民族问题。三农的核心是土地,也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耕文化的归宿。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向农民要土地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三农会是中国的长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顺序要倒过来看:其核心是其文化的价值和归宿,也包括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权益。现代化不仅工业化和城市化,还要做nation-building即构建民族国家,因而要整合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包括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命根子,所以少数民族也会是中国要长期面对的问题。三农和少数民族问题对中国同等重要。我们不知道没有了农民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但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对于国家的经济贡献虽然不大,但这两个国家仍把农民视为国本,至少是文化之本。但我们确实知道,没有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就必然不是中国。311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2008年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中国をめぐる開発と和諧社会」資料篇中国历史上虽有10多个朝代,但大家认同的中国毕竟是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汉、唐、元、清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明代和南宋。但三农和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重要动力。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对待这两个问题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过去30年,中共中央一再地为农村改革做重大决定,还有很多1号文件。这些决定和文件的核心都是两个:一是确认主体的权益,调整社会关系,给农民吃定心丸;二是给国家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告诉他们不能侵犯农民的哪些权益。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30年里却没有在中央全会的层级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事务管理、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做过同样的改革决定:既没有给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吃定心丸,也没有给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我们理解中国领导层拖延少数民族事务管理领域改革的原因如下:一是中国原先期待发展目标或理念与当前的法律道义责任之间有内存矛盾。例如中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但国民教育还是充满了传播社会发展史和民族宗教消亡论的论述,从而使这个领域敏感化;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到2006年才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由于政界对于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共识还不高,学界也没能提出像中国农村改革研究那样丰厚有力的决策支持。我们因而希望学界同行能以中国农村改革研究的学者为榜样,深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强化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领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研究和论证。三.改革的赤字及其社会后果无论领导层是否行动,30年的改革开放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同时也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刻变化。主导中国民族关系的行为主体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简单清晰转变为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多元多样。中国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必将有增无减,因而必将带来重大利益和权益的分配和调整。近年随着振兴经济的需求和大笔资金的投入,这种势态还会急速加剧。举例讲,在森林管理权归国家林业局的时代,谁都不介意让少数民族林中放养驯鹿或渔独采集。但一旦把山林承包给林业工人,少数民族就无法再去利用这些林业资源。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都由国家开发,少数民族政策就不难兑现,包括招收当地工人。但如果资源由投资公司来开发,又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跟进,当地人被剥夺的感觉就会强烈。由于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和民族事务管理体制未能根据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而与时俱进,导致少数民族面临的发展困境增加,相关矛盾也在迅速积累:例如,今日中国公民和公务员关于少数民族的国情知识就比以前匮乏,民族平等团结意识也比以前淡薄。媒体和网站舆论对近日阎崇年教授遭受人身侵犯的讨论,显示中国公众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民族关系意识已经陷入深度混乱。中国的民族关系资本正在流失。再例如:《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20多年,迄今没有自治区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出台,也没有一桩诉讼案例。中国学界有人开始怀疑少数民族在中国的主体性和对国312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2008年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中国をめぐる開発と和諧社会」資料篇家的忠诚。他们开始质疑民族识别,甚至怀疑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必要性。又例如:今年3.14藏区、6.28贵州翁安、7.15月云南孟连和11.7甘肃陇南的事件,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其边缘。奥运会期间藏族和维吾尔族受到了明显的安检歧视。这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地方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改革赤字,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和少数民族公民权益都在成为社会冲突热点。社会矛盾事件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迅速积累,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的命运和前景,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权益分配,少数民族流动和散杂居人口的公民权益和少数民族学者作为国家主人翁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权利,在中国还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因而有必要在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中共中央全会决定的层级上,及时地提出管理民族事务、沟通民族感情、构建民族关系和确保少数民族权益的明确导向,化解社会风险以向和谐社会的目标趋近。四.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实现途径和谐社会是人类恒久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把它变成执政的理念和纲领、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哲学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提出的最有创意和发展潜力的理念。它给发展增加了“居安思危”、“中和位育”、“仁民爱物”、“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等内涵,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性(identity)。2005年下半年,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等场合提出创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及“国际和谐社会”,使其内涵不断丰富。按照孔子《论语》对“和”与“同”的辨析来理解中国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就是要在承认社会差别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胡锦涛将此解释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本文根据权威领导人的这些提法,把和谐社会的内涵总结为一座金字塔式的理念模型:其顶端是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其底座是人类的恒久需求和现代经济技术。底座与目标之间的由四个层面支撑:第一是社会纵向分层的和谐,即用公平的社会政策来缩小贫富、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第二是文化横向分类的和谐,即用社会哲学来倡导,用法律来保障各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持续发展和公平传承。第三是古今人神和谐,即通过今人与祖先神明的感恩和互惠的仪式,传承尊老爱幼敬天法祖与人为善的人类伦理。第四是国际社会和谐,即基于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和文化公平传承来构建和睦的国际关系。这个模型符合人类在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信息技术基础上开创第四代全球化的使命:恢复第一代采集渔猎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成果,解除第二代农耕全球化对地方民族文化的兼并和压抑,重建被第三代工业全球化损毁的传统文化社区。人类既有自私的基因又有美德的根性,既有现代性又有传统性。人类历史上的改革创新都是现代性努力。当今传世的文化经典都是人类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业绩。通过兴灭
本文标题: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国社会和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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