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马梦琪一、什么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即真理的声音，上帝之音。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哲学思想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可悲的是，这场革命昙花一现。在随之而来的压抑年代里，激进学者将革命激情转向了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1967年，当时一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Derrida,1930——2004）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随着德里达的《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他的核心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1）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2）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3）认为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身为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思想传人，德里达一方面深受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广纳新学，另辟蹊径，大胆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逻各斯中心论的一整套消蚀瓦解的策略，异延(difference)，播撒(dissemination)、踪迹(trace)、替补(substitution)等等。三、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我们一般在讨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时，总是要追溯其源头，从海德格尔谈起，经过本雅明这个最重要的中介，最后在德里达那里达到巅峰。可以说，后来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主要从这后两位大师级的思想家那里获得启迪进而发展的。由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理论主要在语言和哲学理论上影响了德里达，但并不直接影响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因此我们主要从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开始。1、本雅明解构主义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的理论，因此本雅明可谓是解构主义翻译的先驱者。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生前曾经翻译了许多著名的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这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这两位法国作家一位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另一位则是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因此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正是从他的诗歌和小说的翻译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进而抽象成理论的。尽管本雅明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零散地表达了他对文学翻译的看法，但他专门讨论翻译的文章主要体现于他的那些译者前言中，尤其集中地体现在他的那篇广为人们引证和讨论的《译者的任务》中。《译者的任务》最初是作为波德莱尔诗歌集《巴黎风景》的译者前言写于1923年，后收入他死后出版的论文集《阐释集》（1961.），主要是讨论文学翻译问题的。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首先消解了原作者与翻译者之间的等级差异。他认为，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是卓越的翻译家，波德莱尔也是这样。既然这篇文章以讨论译者的任务为主，那就必然涉及翻译与原作的关系，本雅明认为，与原作相比，翻译是一种形式，但我们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要将其理解为一种形式，我们就得回溯到原作那里，因为原作包含着掌控翻译的法则：可译性。一部作品是否可译这个问题带有双重意思。要么，在整体的读者群里能找到适当的译者吗？或者更为中肯地说，这部作品的性质是否适合翻译，以便从形式的意义来看，它需要翻译吗？原则上，第一个问题只能在偶然的意义上判定，而第二个问题才完全可以从逻辑上决定。也就是说，能否在众多的读者中找到适当的译者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而其文本内部所固有的本质特征，也即所谓的可译性，才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适合翻译，也即是否能够产生出与原作相当甚至高于原作的译作。有些作品是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中的特定产物，它只能在那种语言文化背景中被人们诵读、理解和欣赏，一旦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些作品不是本身变形就是有可能成为另一些与之具有同等价值的作品。显然，本雅明在这里强调了翻译对于延缓原作生命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并不强调译作对原作的语言文字上的忠实，因为这种浮于表面的忠实充其量只能传达出原作中的一些信息，而不能达到更高的艺术创造的境界，尤其对于文学翻译就更是如此。文学作品的翻译首先应考虑文学的质量，而要再现原作的文学品味则是拙劣的译者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在本雅明看来，正是那些优秀的译者通过自己无与伦比的翻译才使得已经死亡的原作又具有了“来世的生命”。既然翻译是一种形式，那么它的价值就不能等同于艺术作品本身。但本雅明在这里强调指出，“尽管翻译不同于艺术，不能声称其产品具有永恒性，但它的目标却无可置疑地是一切语言创造的终极、具有包容性和决定性的阶段。在翻译中，原作似乎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级、更纯洁的语言氛围。当然，它不能永远地生活在那里，它也肯定不能在整体上达到那一境地。”[2]也就是说，原作通过翻译，其未能显示出的内在价值得到了尽可能充分的彰显，其未完的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完成，当然，对原作的一次翻译是不可能穷尽其内在价值的但至少在某个方面会接近那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后来每一代的译者进行的重新翻译则会使得新的译作距离原作的内在精神更加接近，因此翻译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显然，这一开放的观点对德里达等后来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有着重要的启示并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详尽的阐发。既然翻译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译者的任务又具体体现在何处呢？本雅明指出，“译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趋向目标语言的特殊意念，正是在他所要翻译的那一目标语言中，这种意念产生出与原作的共鸣。这就是翻译的特征，它基本上将其与诗人的工作相区别，因为诗人的意念在总体上从来就不指向这种语言本身，而其唯一和直接的目标就是具体的语境方面。”[3]也就是说，译者只有找到原作中所隐含着的特殊意念，才能与原作产生某种共鸣，当然这种共鸣并不是依附于原作的被动的共鸣，而更带有译者自身的理解和创造性阐释。在这里译者与原作者实际上产生了某种形式的交流和互动作用，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译者一反以往那种被动的局面，带有了相当大的主观能动性，他的作用并不亚于一位原作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优秀的译作一定是译者与原作者合作默契共同创造的结晶，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成最终的译作。在这里，本雅明显然把长期以来处于“隐身”地位的译者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并预示了当代翻译界出现的译者的“显身”以及其主体性的觉醒。既然译作本身也像原作一样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那么它与原作的关系如何呢？本雅明并不想回避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遮盖原作，并不阻挡原作的光，而是允许仿佛经过自身的媒介强化的纯语言更为充分地照耀原作。”[3]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对翻译都是开放的，翻译者应是原作最好的读者、接受者和阐释者，因此，“正如在原作中语言和启示毫无张力地合而为一时，译作就必须以隔行对照的形式自由地显示出它的直译与意译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包括隐匿于字里行间的译文。”[4]由此可见，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远不止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译作不仅发掘出原作中的潜在意义和价值，把原作中未完成的东西进一步完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或来世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也和所有的解构主义者一样，颠倒了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等级序列，赋予译者以更为主要的作用。2、德里达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当代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涉及了诸多方面，我们仅仅讨论其在翻译研究方面的一些理论。德里达早年曾翻译过胡塞尔的著作《几何学的起源》，并为其撰写了一篇很长的评介性译者前言。除此之外，他很少从事翻译实践，即使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一些关于翻译的文字，也主要是为了将其解构理论运用于一种广义的文化翻译。但是德里达对当代文化理论、翻译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却体现在多方面。首先，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这一切均散见于他关于翻译的一些看法中，对于我们清晰地看出隐于其中的解构和多元之特色起着某种导引的作用。当然，他的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这无疑对削弱翻译过程中原作者和原作的权威性有着重要的解构作用。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推进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为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取向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他的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诸多启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他对当代翻译研究最有影响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自创的一个法语词“延异”(différance)，这个词其实并非意指（语言）存在于那里，而是想表明它的不在场或缺席。按照德里达的意思，意义同时具有差异和延缓之特征，最后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这自然影响了他对翻译标准的不确定性的看法，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上的。传统符号学理论普遍认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是紧密结合的。德里达则认为：人们从符号中寻找意义时所得到的不过是能指的能指，解释的解释。每个符号都是由无限延续的符号的差异构成的，“延异”表明符号总是“区分”和“延搁”的双重运动。在空间（共时态上），符号总是为其他符号所限定，从而具有了“非同一的，与其他符号相区别的意思”，使词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其意义有赖于其他符号，而只能在语境关系的区别中决定；在时间（历时态上），符号是一系列差异区分的产物，总是延搁所指的在场，“使意欲暂时不能得到实现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