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扩散与在地化兰安生(JohnBGrant)在北京的公共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6期（民國103年12月），1-4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制度擴散與在地化：蘭安生（JohnB.Grant）在北京的公共衛生試驗，1921-1925*杜麗紅摘要1914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進入中國，資助科學醫學的發展，但未惠及公共衛生。1921年，蘭安生被該基金會派往中國，成為美式公共衛生制度擴散與北京市政當局之間的溝通橋樑。為得到基金會支持，他提議：在醫學院開設衛生系，培養公共衛生人才；在特定區域建立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相結合的衛生中心，兼具醫學實習和衛生行政的雙重職能。1924年，該計畫得到基金會的支持。蘭安生利用他建立的廣泛社會關係，促成京師警察廳同意開設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蘭安生隱藏其後，實際控制著該所的財政和人事任免權，保證該所試驗基於科學醫學原則的公共衛生業務。為得到警察廳的支持，他注意處理與各級官員之間的關係，在有些事務上持妥協態度。該所對北京公共衛生的制度變遷有著重要影響，卻由於深層次的文化和經濟原因，未能普及。蘭安生的試驗實際是制度擴散和在地化的雙重壓力之下的產物：須滿足基金會的基本原則，否則會失去資金支持；須適應地方情勢，否則會失去政治支持，舉步維艱。關鍵詞：洛克菲勒基金會、制度擴散、在地化、公共衛生*筆者2006年獲得洛克菲勒檔案館（RockefellerArchiveCenter）的研究補助，得以前往該館查閱檔案；本文修改過程中蒙曾業英、周祖文、趙慶雲、李曉龍諸先生指正；審查時復得匿名審查人的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收稿日期：2013年10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7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六期-2-1925年5月29日，京師警察廳在內左二區設立公共衛生試驗事務所。這一消息被次日爆發的五卅慘案所湮沒，但該所代表的創新體制，在近代中國公共衛生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從世界歷史來看，該體制源於洛克菲勒基金會（TheRockefellerFoundation）支持的美式公共衛生制度擴散；1從地方歷史來看，則是北京衛生治理的重要變革和創新，對此後北京乃至整個中國的公共衛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洛克菲勒基金會設立國際衛生委員會（InternationalHealthBoard），任用一批專家，以全球為範圍選擇適當地點推行公共衛生普遍性規則與原則，試圖將人們的生活納入聲稱具有普世性的社會規則之中。2蘭安生（JohnB.Grant,1890-1962）作為該委員會派往中國的專家，扮演著「傳播者」的角色，3在北京發揮著中介和創制的功用。4本文試圖從制度擴散和在地化兩個視角闡釋蘭安生是如何將基金會提倡的公共衛生原則與北京地方已有制度相結合，創造出一個既能滿足基金會宗旨，又能成為官方體制所組成部份的機構。筆者將主要利用美國洛克菲勒檔案館（RockefellerArchiveCenter）保存的相關檔案，尤其是蘭安生與有關人士的1早期的研究往往認為制度擴散是一種相當機械的過程：技術、模型和思想從一個地方向另一個地方的簡單移動。又指一種基於新思想的制度向特定行動者群體傳播的過程。研究者對制度擴散有需求與供給推動兩種解釋。約翰·邁耶（JohnMeyer）提出，制度的創造由來自「供給方」的過程所推進的。某些特定行動者類型─特別是科學與專門職業中的那些行動者——佔據著著制度化的角色，這些角色使他們能夠並促進他們設計和推廣新的圖式、規則、模型、管理和人工器物。洛克菲勒基金會推行的是一種供給導致的制度擴散。斯科特（W.RichardScott）著，姚偉、王黎芳譯，《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14。2為達此目的，該基金會採取的具體方式有如下四種：一是幫助公共衛生工作職業化；二是推動成立地方公共衛生機構；三是聘用全職公共衛生官員；四是建立公共衛生學院。E.RichardBrown,“PublicHealthinImperialism:EarlyRockefellerProgramsatHomeandAbroad,”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66:9(September,1976),p.897。3蘭安生在1890年誕生於浙江寧波一個加拿大醫生牧師家庭，1917年在密西根大學獲得醫學學位，後又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習，1920年取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918年即開始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委員會的外勤人員，先後在北卡羅萊納州、密西西比州、關島、中國和聖多明哥等地工作。4法國學者布魯諾·拉圖爾認為：「任何事物─主張、秩序、器物、產品─在時空中擴散，都必須以人作為中介。人則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或放棄、或修正、或背離、或增補、或竊用，均可使之發生偏轉」。BrunoLatour,“ThePowersofAssociation,”inJohnLawedit,Power,Action,andBelief:ANewSociologyofKnowledge?(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6),p.267。制度擴散與在地化-3-往來信函，5並結合蘭安生的口述訪談資料和其他史料，6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本文希望為近代中國公共衛生歷史研究提供如下新的視角。首先，現有公共衛生歷史研究多關注衛生的觀念、思想或管理等層面，很難看到具體個人的活動。7本文將呈現出蘭安生在處理棘手問題時的靈活策略、對地方社會的敏銳觀察以及對上層人際關係網絡的重視，通過人的活動揭示出歷史過程的生動與鮮活。其次，蘭安生是中國公共衛生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關注，現有研究主要著眼於他對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貢獻，8未曾討論其活動的來龍去脈，及其具體歷史作用。本文擬彌補此方面的不足。再次，將公共衛生歷史放在時局中予以解讀，避免就衛生講衛生的侷限。文章從當時日、美在華文化競爭的歷史背景詮釋蘭安生的言行，9彰顯出美國基金會憑5這些人物包括：國際衛生委員會成員海澤（VictorG.Heiser）、弗雷德里克·拉塞爾（FrederickF.Russell），中華醫學委員會喬治·文森特（GeorgeVincent）、格林（RogerGreene）和馬葛瑞·艾格勒斯頓（MargeryK.Eggleston），協和醫學院院長胡恒德（HenryHoughton）和教授馬克斯維爾（J.P.Maxwell），中央防疫處處長方擎（DecterFang），官員王正廷（C.T.Wang）以及事務所工作人員李廷安（LingTing-an）。61960年至1961年間，美國醫學和科學史學者索爾·本尼森（SaulBenison）對蘭安生進行了口述訪談。文中引用的是保存於洛克菲勒檔案館的資料。7近幾年來，以公共衛生為主題的研究不斷湧現，因其數量過多，僅舉若干代表性研究。曹樹基，〈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頁178-190；胡成，〈中日對抗與公共衛生事業領導權的較量─對「南滿洲」鐵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觀察（1901-1911）〉，《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31-46；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收入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85-338；劉士永，〈公共衛生（PublicHealth）：近代華人社會裡的新興西方觀念〉，收入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9-40；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與研究特徵〉，收入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頁145-174。8有學者在對協和醫學院的研究中提及蘭安生為協和醫學院衛生系所做的貢獻，卜麗萍（LipingBu）和王勇則闡述了他對近代中國公共衛生的貢獻。MaryBrownBullock,AnAmericanTransplant:TheRockefellerFoundation&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JohnZ.Bowers,WesternMedicineinaChinesePalace: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1917-1951(Philadelphia:TheJosiahMacy,Jr.Foundation,1972)；LipingBuandElizabethFee,“JohnB.GrantInternationalStatesmanofPublicHealth,”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98:4(April2008),pp.628-629；王勇，〈蘭安生與中國近代公共衛生〉，《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頁13-17。9高瑩瑩認為，一戰後日、美在華文化競爭日趨升級，直接促成日本政府對華文化政策的形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六期-4-藉著強大的資本力量和在科學領域的領先地位，將日本視為主要競爭對手，採取多種措施，試圖培養學生逐步取得由留日醫學生把持的中國衛生行政領導權。蘭安生的所作所為深受這一觀念的影響。一、拒絕資助：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初的態度十九世紀後期，隨著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發展，人們逐步接受傳染性疾病是由具體生物而非模糊的不健康環境所致的觀點。1893年，以威廉姆·亨利·韋爾奇（WilliamHenryWelch）為代表的美國醫學界接受德國醫學家羅伯特·科赫（RobertKoch）以微生物學為基礎的病原說，發展出以實驗室為基礎的醫學教育，創辦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1910年，在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Foundation）資助下，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Flexner）發表弗萊克斯納報告（FlexnerReport），倡議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教育中將微生物學定為必修科目。此時，醫學界普遍接受許多流行病是由特殊微生物引起的觀點。醫學技術的發展為用科學方法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可行性，使諸如洛克菲勒這樣的慈善家願意為之投入大量的資金，以達成造福更多人的目標。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相信醫學在人類發展歷史中可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堅信科學醫學對微生物的研究能夠造福社會。它將科學醫學視作一種力量，可以利用技術價值和技術文化統一整合新興的工業社會，通過轉移對疾病的構成和其他環境因素的關注使資本主義合法化，更重要的是，醫學研究的價值是最普世的，與世間每個人有著密切關係。基於上述思想，在訓練有素的基金會官員的領導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巨大財富成為美國醫學發展的最大資本來源，完成從醫學教育到科學研究領域的全面轉變，並在高瑩瑩，〈日本在山東及對華文化政策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8月）。制度擴散與在地化-5-美國和海外推行公共衛生項目。10基金會採納韋爾奇將科學和技術手段用於解決衛生問題的理念，促成公共衛生學科的發展。大學醫學院聘請全職的臨床教授，憑藉顯微鏡、病理學和化學等技術方式對細菌學知識進行專門研究，尋找出病原和防治方法，以消滅或預防疾病，進而達到增進公眾健康的目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為美國公共衛生職業教育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在1916年至1922年期間，先後捐給霍普金斯大學100萬美金，成立美國第一所公共衛生學院；1921年至1927年，捐給哈佛大學350萬美金，成立第二所公共衛生學院。基金會先後共計捐給美國及海外各公共衛生學院2,500萬美金，還花費幾百萬美金為外國醫學工作者提供公共衛生培訓。11這樣，基金會遵循科學醫學發展的新趨勢，通過資助公共衛生學院，形成一套自認是公共衛生學界最先進的科學話語系統和理念。洛克菲勒基金會下設若干機構辦理具體事務，與中國有關的是中華醫學委員會（ChinaMedicalBoard）和國際衛生委員會；兩者具有不同職能。1914年成立的中華醫學委員會，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