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汇款的决策

2008.32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李强毛学峰张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农民工汇款情况做出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汇款决策、汇款数量以及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同时，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减少汇款金额，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这些结论在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上需要给予适当考虑。关键词：汇款农民工汇款数量汇款用途一、引言外出者向农村老家的汇款是家庭经济联系的主要方面，汇款有利于缓解农村地区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对于改善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数大量增加，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汇款总量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程恩江等（2005）认为，中国境内的农民工汇款总额虽然比世界银行2003年估计的450亿美元（约合3400亿人民币）要低，但是2004年汇款的数量约为2230亿元，2005年增加了260亿元，达到2490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265亿人（盛来运，2006），外出劳动力每年为输出地寄回、带回的资金超过2000亿元（程恩江等，2005）。如此看来，农民工汇款至少已经超过财政总投入的50%①，成为支持农村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工资不断增加，农民工汇款总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转移必然会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这种资金的转移能否促进劳动力输出地的经济增长？对国际移民长期研究的结论是令人悲观的，研究者们大多对国际移民持否定态度。Durandetal.（1996）认为，国际移民只是对一些特定家庭起到了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而没有对输出地的持续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中国农民工与国际移民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即中国农民工在输出地还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土地构成了他们昀为重要的保障，也因此加强了他们与输出地关系的密切程度。此外，在社会文化上，西方家庭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个体的权益，中国家庭更强调整体事业而忽视个人利益，认为家庭整体事业得到推进才是目的所在。中国家庭更注重纵向关系而不是横向关系，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母—子女的*本文是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ZD041）和“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科研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社科基金和“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科研课题”资助。①2007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总投入达到4200亿元。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3纵向关系，而不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李强，2001）。在这种文化结构中，农民工与输出地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新迁移经济学的假设比较符合农民工迁移的实际情况。从家庭整体的角度而不仅仅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农村移往城市的农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种协商的协约性安排而加以模式化的。迁移的农民与其家庭通过这种契约，保障各自利益以及家庭整体的安全。而汇款是这种契约安排的一种表现形式（LucasandStark，1985）。Taylor（1999）认为，迁移决策是家庭提高收入、获得投资新项目的资金以及分担收入与生产风险的家庭策略，汇款与之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家庭减弱生产和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促进生产发展。梁在等（2005）认为，汇款通过拉动一般消费，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间接的影响，特别是移民家庭在输出地对住房的需求会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提高当地收入的作用。农民工汇款问题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汇款对乡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汇款对于改善和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都阳等（2003）发现，相对贫困的家庭收入转移要高于富裕家庭，汇款可以使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对于缓解贫困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处在昀低收入组中的家庭因为资源禀赋缺乏，外出务工受到限制，即使外出获得的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应的汇款作用受到抑制。第二，汇款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直是农民工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Rozelle等从外出劳动力向家乡汇款这一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汇款对劳动力有替代作用，外出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由汇款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所抵消，但是汇款并不能完全抵消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削弱（Rozelleetal.，1999）。尽管在生产性投资方面迁移的农户的确高于非迁移农户，但是在分地区分析时，并不能发现贫困的地区迁移与农业生产投资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deBrauwandRozelle，2005）。第三，对汇款本身的研究，注重影响迁移者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的因素。白南生等（2002）的研究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性别、婚姻状态、年龄、家庭人口和外出时间等都显著影响迁移者的收入转移。胡枫等（2007）还发现，是否全家外出对汇款数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现有研究对农民工汇款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缺少对农民工汇款用途的系统分析。农民工在其主观意愿上有对汇款使用方向的考虑，当然，家乡的亲人收到汇款后可能并不遵循汇款人的意愿而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使用汇款。这就造成汇款者与使用者的分歧。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输入地调查与输出地调查得到汇款用途的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这种分歧往往体现了外出者对农业和农村的一种看法。例如，在农村的调查可能会得到汇款提高了农业投资水平等类似的结论；但是，这往往并不是外出者的想法，汇款者可能只是希望这笔钱能提高农村父母的消费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得出汇款促进农业生产的结论没有问题，当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外出者本身态度时，或者更宏观地说，劳动力流动能否真正促进城市化进展这一问题时，这种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农民工对农业投资的忽视是其非农化倾向的具体体现。现有文章对汇款用途的分析更多的集中在输入地方面，而本文将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对汇款者本身意愿的分析。农民工汇款的用途有哪些？影响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因素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举家外出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增加，胡枫等（2007）也注意到举家外出对汇款数量的影响。农民工举家外出后汇款成为他们与乡村联系的主要经济纽带，因此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影响汇款行为本身，即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切断他们与乡村的经济联系？农民工举家外出是否会影响汇款的数量？进一步，是否会影响汇款的用途？这些则构成本文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4二、数据描述（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白南生教授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ZD041）在北京市展开的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和实施方案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部以及挪威FAFO的专家学者共同设计和制定，由白南生教授主持实施。调查地点为北京市城八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调查对象为外来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征，调查的抽样方法设计借鉴了适应性整群抽样（ACS）方法的思想，采用了两阶段抽样方法，首先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办法在北京市城八区中抽取了30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每个社区中根据辖区内农民工的比例，以住所为抽样框，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办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对于社区内农民工居住数量超过阙值的社区，根据ACS的原理将调查抽样范围向外推及到周边社区。昀终，课题组在城八区中调查了52个社区中的844个农民工家庭。所收集的信息内容反映了这些家庭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的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情况。（二）汇款情况描述在全部844个样本中，有40个样本的汇款金额数据缺失。本文对剩余804个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27.86%的农民工没有给家中汇款，这与李强（2001）样本中24.7%没有汇款的比例接近；此外，程恩江等（2005）在估算农民工汇款数量时也认为，有25%左右的农民工没有汇款。考虑到个人外出时间、收入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的确有一部分农民工不需要给家中汇款或者没有能力给家中汇款。笔者认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在75%左右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汇款的农民工中，80%左右的汇款数量在10000元以下，平均汇款量是5314元。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表1汇款数量分组情况汇款数量分组样本量比例（%）汇款数量分组样本量比例（%）0元22427.866000～6999元283.481000元以下496.097000～7999元212.611000～1999元799.838000～8999元212.612000～2999元9411.699000～9999元70.873000～3999元607.4610000～19999元8710.824000～4999元394.8520000元及以上273.365000～5999元688.46合计804100（三）汇款者特征描述根据以往的研究（deBrauwandRozelle，2005；Rozelleetal.，1999；白南生等，2002；李强，2001；胡枫等，2007；都阳等，2003），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例如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资水平和在外工作年限等）、家庭特征（例如子女数量、老人的数量和家庭收入的情况等）都会影响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未汇款（n=224）汇款（n=580）变量均值方差均值方差年龄31.4611.7531.348.66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5（续表2）已婚比例（%）65—73.66—受教育年限8.533.438.553.05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比例（%）19.64—17.07—初中学历的比例（%）53.57—52.07—高中学历的比例（%）16.52—25.52—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10.27—5.34—来京年数（年）5.975.817.185.69月均收入（元）858.55551.01925.82674.6留守子女的数量0.650.740.640.72有老人的家庭的比例（%）35—65—老家房屋为楼房的比例（%）23.38—28.13—举家迁移的比例（%）59.38—58.28—低收入组的比例（%）32.7—22.2—中收入组的比例（%）45.6—52.9—高收入组比例（%）21.7—24.9—老家在沿海发达省份的比例（%）6.25—5.86—老家在中（东）部地区的比例（%）84.38—78.28—老家在西部地区的比例（%）9.38—15.86—注：低收入组指的是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元；中收入组指的是家庭年收入大于等于1万元同时小于等于3万元；高收入组指的是家庭年收入大于3万元。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中的举家迁移是指夫妻共同外出。第二，有些农民工家庭将全部或部分子女带到打工地，这些农民工子弟就是通常说的流动儿童；另外一些农民工家庭则将一部分子女（或全部）留在农村，交由亲属抚养照顾，这就是所谓的留守儿童。第三，在农村建房是一项重大投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民工汇款回家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建房。第四，老家所属地区划分为三个，沿海发达省份包括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中（东）部地区包括除三省外的其他东部省份（不包括北京）和中部省份，西部地区则指传统意义上的西部省份。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汇款的农民工中，有74%的比例为已婚；没有汇款的农民工中，这一比例约为65%。此外，汇款的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没有汇款的高10%左右，而且他们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较长，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较高。在家庭层面，汇款的农民工家中有需要照顾和赡养的老人的比例较高，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在老家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