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孙中山的认识与评价

1我对孙中山的认识与评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孙中山一样产生巨大的差异。他在世时，反动派攻击他、污蔑他、通缉他，革命营垒的同志也嘲笑他为“孙大炮”，甚至背叛他，企图致他于死地。他去世后，被国民党尊为“国父”，共产党也赞扬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爱国者”，可谓备极哀荣。然而到了20世纪末、本世纪初，有人却骂他是“孙疯子”、“革命革糟了”，更有甚者，攻击他是“卖国贼”、“20世纪的十大罪人之一”。在我看来，每个历史伟人都摆脱不了众多正、负面的评价。任何志成大业者如古时的陈胜、秦始皇，今时的曾国藩、毛泽东，乃至国外的名人亚里士多德、拿破仑等等，都有着令人称赞的品行，亦有着令人不快的遗憾。正所谓人无完人，缺点无法避免，且任何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因为未来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未来难以预测。而所谓的伟人，则是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认识到较多于平人难以发掘的自然人类社会规律，并造福于全社会，甚至于全人类的人物。孙中山先生虽革命不彻底乃至失败，却仍是一位有思想有抱负，并以其有限生命里的认知造福于中国社会的伟大历史人物。中国处于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清末中国的没落就像一颗陨落的恒星，瞬间从其运行轨道上下滑、坠落，燃起阵阵灼人的火焰。而中国的黎民百姓则都陷在大火中，被缓慢地灼烧，痛不欲生。若说毛泽东是在这乱世中腾空而现的救世主，孙中山则是其救国道路的铺垫者。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的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一样，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孜孜追求和他的近代化政治思想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1878年，13岁的孙中山就随母亲远涉重洋，就读于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出洋学习大大拓宽了少年孙中山的视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84年后，他先后入香港拔萃书屋、广州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直至1892年毕业。这种长达15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是少有的。其间他所接触到的英、美等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对他的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实，刺激着他。抨击清朝政府政治腐败无能的激烈言辞，使他在香港读书期间，就为周围同学所注目。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中写道：“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西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这也是孙中山第一次表达他改革政治，以顺应时势的思想。2甲午战争前夕，民族危机日重，孙中山从“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的政治愿望出发，上书李鸿章，希望他放弃“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舍本而图末”的洋务活动，采纳自己提出的“欧洲富强之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政策，“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孙中山上书是一个比较温和、但却又充满时代气息、希望中国走向更高层次近代化的纲领，表明了孙中山对近代化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成熟，已不只局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是从政治、社会等方面统筹兼顾，学习西方图强治国的根本方法。上书的失败，也使孙中山逐步意识到，用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清朝政府的腐朽政治，推进中国政治近代化，此路行不通，只有另辟蹊径，“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而变更之者”。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丧师失地，一败不可收拾。险恶的形势，更促使孙中山摒弃了和平改良政治的思想，进而意决采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作为推进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决条件。1894年11月，他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兴中会，抱着“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振兴中华，维持团体”、“以申民志而扶国宗”的宗旨，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较为完整的以武装斗争为手段，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近代化的目标，也是当时中国人在政治上向西方学习的最高方案。1895年，当资产阶级改良派千方百计地对封建专制政体作弥缝补苴的边际性改革时，孙中山已清楚地看到封建的旧政权旧制度，已严重地阻碍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发展，必须以武力推翻它。他指出：“中国现行之政治，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孙中山认为，对此专制政治，只有“倾覆而变更之”。此后，孙中山便积极投身于武装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宏伟事业。二十世纪初年，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进一步完善。他认为，反动的“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他坚决主张“要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他坚信，“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的”。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了中国同盟会，把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是他建设一个资产阶级近代化政治国家的理想的高度概括，是他政治近代化理论的日益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对中西文化“因袭”、“规抚而后有所创获”，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结晶。同盟会的纲领，3后来被孙中山具体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他特别强调：“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百折不挠地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最后冲垮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这是他的政治近代化从思想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发展和飞跃，也是中国首次实施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宪政的尝试。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原则，表明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更趋成熟、完善。但是他同样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由于袁世凯的篡权，使得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实践严重受挫，“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招牌。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向西方以民权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理想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在痛苦的思索和艰苦的斗争过程中，孙中山开始转向苏俄，对苏俄和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各取所长。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和理论，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了。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孙中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三民主义，以新的民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近代化思想最终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思想，称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与基础，它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而且，孙中山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宣传家。孙中山晚年接受列宁思想，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苏俄、共产国际认为孙中山虽“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东方民族革命运动最伟大的领袖”。达林在其纪念文中写道：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生活在中国革命运动和反帝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而能4随着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齐步前进”，并认为孙中山“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改变中国革命方向的倡导者”。另外，孙中山还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地提出对外开放主张的理论家。早在1897年初，他就说过：“必须使我们的国家队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并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孙中山虽不尽如毛泽东般雄韬伟略，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的伟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众多成员中最成功的代表，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召挺身而出，又在革命需要转折时改变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助其过渡。毛泽东曾在自己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成就源于他对国家的热爱，源于他对革命的坚持，他在矛盾重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宣扬进步思想，高喊“振兴中华”、引领民主革命热潮、改造三民主义，将其所知、所能献与社会，铺就了建国道路的光明前景与革命方向，使中国在熊熊烈火的燃烧下褪去旧壳，得以浴火重生。因此，我们应该公平地宽容地评价这位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里走出的历史伟人：因为这一路，他的确走得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