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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缺陷、治理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反思与启示蔡卫星（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100005）本文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内容提要：本文在简要回顾金融危机对银行业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各种观点进行评述，提出了应基于更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视角来研究危机爆发原因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考察了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银行业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缺陷。最后结合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及中国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地加强银行业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几点建议。关键词：金融危机银行业公司治理一、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冲击发端于美国、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际银行业遭受沉重打击，并且由于实体经济在信贷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双重冲击下步入深度衰退，经济环境逐步恶化，进一步对银行业带来冲击。随着次贷危机的演变，各种风险通过原来资产证券化的途径传递出去，给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根据相关的统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商业银行几乎无一幸免，累计直接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表1统计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部分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情况。表1次贷危机对欧美部分商业银行的影响（单位：亿美元）地区银行损失合计（2009.6）美联银行1019花旗集团1018美洲银行993美国摩根大通银行497瑞银集团531汇丰银行422苏格兰皇家银行314哈利法克斯银行290巴克莱银行199德意志银行188欧洲瑞士信贷177资料来源：Thebanker。注：损失包括资产减记和信贷损失。2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的银行业受到巨大影响，出现了剧烈整合：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公告，2009年6月已累计有416家银行被列入在其问题银行名单，数量达到美国国内银行总数的5%；已关闭银行总数达到81家，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倒闭数量的新纪录；美国前5大投行全军覆没，高盛与摩根斯坦利转型，雷曼与贝尔斯登破产，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前5大商业银行受到重创，花旗巨亏，富国银行收购美联，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由于与美国金融产业的紧密联系，欧洲银行也频频告急：苏格兰皇家银行（RBC）、巴克莱银行（Barclays）、富通银行（Fortis）、荷兰国际银行（ING）纷纷接受政府注资，北欧小国冰岛甚至因为接管国内三大银行所承担的债务危机陷入国家破产危机之中。根据彭博社的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全球金融机构因金融危机而进行减记的金额累计为9784亿美元，其中美国金融机构减记6685亿美元，欧洲金融机构减记金额为2789亿美元。二、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一个治理风险视角的剖析此次危机的破坏力之大、影响程度之深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场声势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展开了广泛探讨，并形成了各种观点。我们将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论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视角剖析引致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一）金融危机的成因：现有研究综述作为研究的起点，有关金融危机的成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生成原因展开了专门的探讨，并形成了各种观点，主要包括：1、货币政策失误说。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源于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持续走低的银行利率降低了房地产及各类债券投资的机会成本，刺激了借贷，导致流动性泛滥，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Duncan，2007[1]；Adrian和Shin，2008[2]；张平等，2009[3]）。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说。这种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则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正是虚拟经济膨胀太快，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范围。克里斯·哈曼（2009）[4]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于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来摆脱困境。3、新自由主义泛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政府不干预或较少地干预经济生活，由市场力量行使主导权。斯蒂格利茨（2008）[5]认为，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因此，此次危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美国对经济金融过度放任自流的恶果。4、道德风险说。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缺失、漠视信用责任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例如，房贷机构信用缺失，以各种所谓的优惠去引诱资信不足的对象大胆借款；借款人隐瞒自己的实际还贷能力，超额举债。Bianco（2008）[6]指出，次贷危机是由一系列因素综合造成的，但是道德风险在此次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道德风险导致了贷款标准和抵押贷款证券发行标准的放宽。除了上述观点以外，还有房地产泡沫破裂说（Feldstein，2008[7]）、会计标准不当说（Whalen，2008[8]）、经济失衡说（Caballeroetal.，2008[9]）等。这些观点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解释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各有特色，也有一定道理。然而，归纳起来看，以上观点偏重于金融市场、货币政策、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周期等一些比较宏观的视角，缺3乏从微观视角来诠释危机产生根源的研究，这就很难解释危机中不同金融机构的表现为何存在差异。因此，从微观层面来考察对次贷危机进行系统的和全面的探讨，对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二）公司治理与危机演化：基于银行业治理风险的新视角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式公司治理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实质上是一场公司治理的危机。李维安（2009）[10]认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蕴含着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风险、治理行为风险、治理对象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金融风险事故。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角度来分析金融机构的治理缺陷，正是由于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治理缺陷蕴含着潜在的治理风险，而治理风险的累积将引致金融机构风险，而金融机构风险爆发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上述逻辑蕴含了从治理缺陷到金融危机的内在演化机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阶段：危机孕育阶段、危机爆发阶段和危机扩散阶段（如图1所示）。图1基于公司治理风险视角的金融危机爆发作用机理从图1可以看出，危机孕育阶段是指从治理缺陷暴露到治理风险累积。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从内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董事会治理不健全、高管层治理出现扭曲、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完全等；从外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政府监管缺位、法律机制不健全等。这些内外部的治理缺陷导致金融机构出现战略失误、决策失灵、监督失效、控制失范，从而导致了各种治理风险的累积。而随着治理风险的不断累积，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危机爆发阶段。随着货币政策、经济形势、投资者心态等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第一阶段由于治理缺陷所累积的治理风险不断被放大，当各种诱发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累积的治理风险放大到临界点时，单个金融机构就出现经营危机，此时金融危机初现端倪。第三个阶段是危机扩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各种金融链条的相互作用、资本市场的相互关联，同时由于外部监管反应不及时，危机很快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诱发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在这一阶段，由治理缺陷所引发的治理风险最终被彻底引爆，最后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从上述作用机理可以清楚地发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内在缺陷。因为，如果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是完善的，那么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就可以避免，从而危机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得到化解。ACCA（2008）[11]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败，那些阻碍有效监控的、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的使用，以及向那些几乎没有还款希望的人发放贷款的不道德行为的扩张，显示出某些公司缺乏基本的公司治理。从当前国内外的各种文献来看，学者们的阐述主要针对的是第二、三阶段，而且分析也已经比较充分，而当前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从微观层面对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对金融机构的内外部治理缺陷进行深入的剖析。三、金融危机凸显银行业公司治理缺陷4此次危机与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安然事件如出一辙，再一次凸现了“繁荣”背后的治理风险问题。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同样存在着不规范、不科学等诸多不足和缺陷。以下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角度来分别考察银行业公司治理存在的缺陷。（一）银行业内部治理存在的缺陷内部治理通常被认为是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基础，内部治理的好坏将直接决定银行业经营的稳健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公司内部治理的缺陷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些缺陷导致公司内部治理风险的逐步累积。这些缺陷主要包括：1、不健全的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当危机爆发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后，公众的问责之矛就首先指向了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李维安，2009[10]）。尽管美国在董事会治理方面已相当成熟，但次贷危机表明，以美国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例如，由于多为现任和前任管理层，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就被认为是缺乏客观性和独立性。董事会的根本作用应该是提供监督、指导和控制，在必要时提出质疑，然而在很多银行董事会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ACCA，2008[11]），很多董事对自己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能发挥什么作用知之甚少（乔杜里，2008[12]）。2008年8月，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Rubin，前美国财政部长）从他担任长达九年之久的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卸任，外界普遍认为，鲁宾未能尽职地履行监督时任CEO普林斯①的责任，关键时刻没有发挥作用，没能把花旗脱离次贷的泥潭，他应该为花旗银行在次贷产品上的投资失误承担连带责任，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这一个有七名成员的机构也同时宣告撤销。2、不合理的内部人控制作为一种在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见的现象，内部人控制在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非常普遍。美国金融机构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例如美国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4%左右，花旗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5%左右，这就使得美国的银行大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力较其他国家弱；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司治理中，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职业经理人既是董事长又兼首席执行官，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这种做法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执行力强、效率高，但其弊端非常明显，容易导致独断专行，不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的集体力量和智慧。上述两个方面共同形成“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格局，从而导致CEO为代表的内部人事实上控制了银行的重大决策活动。因此，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的机构投资者就明确提交“将CEO和董事会主席分开”的股东提案并获得51%的投票支持率。3、不对称的高管激励美国企业非常注重高管激励，银行业大多实施了高管期权激励和收益分红制度，但却缺少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约束机制，即在企业制度设计中缺少对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问责机制和高管层不当收入的追回机制，华尔街的激励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②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诱发了高管的短期投机行为，高管以个人收入最大化为着眼点，毫无顾忌地进行所谓金融产品创新，过度扩张有风险的次贷业务，对于潜在的风险几乎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高管的收益与其承担的风险极端不①2007年11月，普林斯（ChuckPrince）因为花旗在次贷危机中的巨额减计而被迫辞职，他和美林CEO奥尼尔（StanleyO'Neal）成为次贷危机中第一批离任的华尔街银行主管。②2002年美国出台的《萨班斯法案》第304节涉及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