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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课程的地方资源开发研究”课题结题报告一、课题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传媒手段等的突飞猛进,早已使学校德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高墙夷为平地,使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都有一种对现时代学校德育无所适从的感叹与反思。德育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直接面对社会环境与学校德育相互关系的新视角。社会环境(专指学校外德育环境)带有许多显著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普遍性与开放性。学校德育是系统和受控的,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展开,因而是狭小和有限的。而社会环境则是个体道德成长的“空气”和“水”,从时间上看,它覆盖了个体生命的全部历程,因而影响个体一生道德的社会化;从空间上看,社会环境包围着学校,并且渗透于受控制的学校德育,使个体尤其是儿童的道德发展处在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之中。二是文化性与隐蔽性。校园文化之外的社会文化,即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社区、大众传媒和家庭影响,对个体道德成长的影响是隐蔽的、渗透的,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教化特点。三是互动性和创造性。社会环境对个体道德成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影响时空及作用方式,而且塑造了一定阶段和一定国土之上的道德,决定了学校个体的内在道德需求和一定社会个体道德社会化的方向。如果说德育的主要矛盾是道德施教者同受德育者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则是社会文化所推动的。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为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正在丰富着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也给中小学生的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给中小学生学习和娱乐开辟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也通过网络传播,腐蚀中小学生的心灵。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中小学生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面临一系列新课题。《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要求“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善于挖掘和利用当地体现民族精神的各种资源,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快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的改进和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德育资源,深入研究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统一于教材之中,并保证占有适当分量,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各种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革命领袖、民族英雄、杰出名人等历史人物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建党纪念日、红军长征、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九一八”、“南京大屠杀”等国耻纪念日,以及未成年人的入学、入队、入团、成人宣誓等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日子,都蕴藏着宝贵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要抓住时机,整合资源,集中开展思想道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要精心组织夏令营、冬令营、革命圣地游、红色旅游、绿色旅游以及各种参观、瞻仰和考察等活动,把深刻的教育内容融入到生动有趣的课外活动之中,用祖国大好风光、民族悠久历史、优良革命传统和现代化建设成就教育未成年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中小学生的原则,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善于开发地方德育资源,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一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要重视课程资源的建设问题,这对于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无疑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因而本课题研究针对了现行中小学德育存在的种种弊端,让中小学德育从僵化的、刻板的、一统的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的说教王国里走出来,回归生活,贴近实际,通过德育课程的地方资源开发,探索出提高中小学德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新途径。本课题的研究也是对传统德育脱离中小学学生生活实际和道德认知水平,脱离中小学学生主体品德心理发展规律的背叛,针对与时代与学生生活实际脱节的不良状况,开发既具有生活气息又真正让学生参与的富有地方资源的德育课程,促进中小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发展,使中小学德育工作适应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适应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增强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和实效性。本课题研究着力凸显了中小学学生在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中小学学生在有着独特的人文气息和得天独厚的地方课程德育资源中,通过立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课堂实践、活动实践、社会实践,去体验,去内化,去感悟,去发现,产生心灵火花,在心灵震憾中,在被激发的内心冲突中自觉地调整道德认识,积淀情感体验,不断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创造,学会关心,学会合作,不断弘扬人的主体性,在品味成功的愉悦中,形成创新意识的优良品德。本课题将进一步丰富德育论。从人出发回归生活,让德育充分考虑中小学学生的主体需要和个性发展,充分考虑中小学学生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充分考虑把德育课程地方资源充分发挥起来,让中小学生在优化的环境中形成优良的道德人格。二、课题的界定及其理论基础(一)课题的界定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课程资源可以分为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如,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式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因素都是素材性的课程资源,它们的特点是作用于课程并能够成为课程的要素。如,直接决定课程实施范围和水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时间、场地、媒介、设备、设施和环境等因素,属于条件性课程资源。它们的特点是作用于课程。但不能形成课程本身的直接来源。根据课程资源所分布的空间不同,课程资源又分为校内课程资源和地方课程资源。凡是学校范围之内的课程资源,就是校内课程资源,学校所在地的课程资源就是地方课程资源。本课题所研究的“德育课程地方的资源”指的是南京的德育课程资源。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著名的孙中山、周恩来、王安石等著名的历史人物的足迹;有中山陵、明孝陵、总统府、明城墙、中国第二历史纪念馆、梅园新村等历史场馆,这些地方德育资源是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的好教材,具有地方德育课程开发与研究的独特的资源。德育课程地方资源的开发就是通过给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德情景和道德冲突,通过学生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把抽象的道德原理和规范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加深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对道德情景的自主判断能力,而且还会使学生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和自觉的参与意识,这就有可能使学生的道德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观念和品性,从而使学生在未来遇到相似的情景时受到类似情感的触发而引起道德行为动机。杜威认为,这种使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关系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因此,德育课程地方资源的开发对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具有极大的价值,在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能力和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方面具有学科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该成为学校德育的主导形式。(二)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1、生活教育理论西方不少学者对生活教育有过系统的阐述。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匠卢梭的自然教育主张,实际上是较早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传统的教育,只是主观地设想儿童的未来,不考虑儿童的现在,不考虑儿童现在的生活,儿童的能力以及他的天性。现实的动力才是最大的动力,才是使人走得又稳又远的唯一动力。他主张最好是在生活中、在游戏中学习,学习不脱离生活,这样的学习易懂、有趣,对生活有用。因此,他要求“以世界为唯一的书本,以事实为唯一的教师”。美国现代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主张,他说:“教育即生活,生活的特征是生长,因此,教育即生长。生长只能有一个目的,更多的教育。”他指出,儿童的本能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或者说生活就是生长的社会性表现。他说:“教育即生活的过程,不是生活的预备。”他认为一旦把教育看作是为儿童未来的生活作准备,必然要教以成长的经验、责任和权利,而忽视儿童此时此刻的需要与兴趣,会导致儿童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他要求必须把教育与儿童眼前的生活融合为一,教儿童学会适应眼前的生活环境。实际上他并不排斥“预备”的重要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如果使得生活继续发展,‘预备’自然是需要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用全副的力量,使得现在的经验尽量丰富,尽量有意义。这样一来,‘现在’即在不知不觉中掺入‘将来’,‘将来’也就同时照顾到了。”与“教育即生活”相联系,杜威又提出“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儿童中心论”等一系列主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活教育理论,为其成为现代教育之父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生活教育思想也源远流长。道家的“无为”和“顺乎自然”的教育主张,实际上体现了教育和生活两个过程的统一。魏晋时的嵇康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继承和发挥了老庄思想,针对儒家过于功利性的教育主张,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虚伪的道德教育,主张以实现生命价值为目的的“养生教育”,教人顺人性情,循自然之则去认识和获得“生理之理”和“自然之理”,实现自身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从新的角度开辟了一条人格自我完善、保全生命、坚持节操的教育之路。宋代理学家朱熹把人的一生,划分为十五岁受小学教育和十五岁后受大学教育两个阶段。他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以事”,“教之以洒扫、应付、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他专为蒙童编写的《童蒙须知》,就儿童在封建社会中的日常行为,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应对”、“读书知识”以及“杂细事宜”等项,每项都作了细致的规定。可见,他的小学教育主张,包含了丰富的生活教育内容。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主张“知行合一”。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性,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他的这一主张,强调了教育过程和生活实践的统一。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反对当时学校教育中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现象,提出了“顺导性情”的儿童教育论,主张鼓舞兴趣,强调自求自得,提倡独立思考。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明末清初的颜元,提出了“行动教育法”,主张“习动贵行”,他认为,不仅要通过实际活动获得知识和经验,而且要通过实际活动去巩固知识。他对“格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事物,亲自做事,如同用手去格杀猛兽,身实习之,体实行之。通过格物的个体实践和亲身体尝而获得知识,并通过练习加以巩固。近代大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他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在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与之相联系,他提出“社会即学校”,以此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其教学论是“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会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便学都以做为中心。”可见,他强调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的,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取知识的源泉。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中国生活教育思想的集大成,成为我国教育的一面旗帜。杜威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可以说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两朵奇葩,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教育与生活等同,将学习过程与认识过程混为一谈,忽视了教育的自身价值。把学校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活动,自然是一种生活,但不是杜威所说的“简化的社会生活”,也不是陶行知所关注的日常琐碎的生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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