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十一

－1－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研究参考资料第60期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分析----《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十一1摘要：本文对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非农化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领先和带动作用，而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而言，我国的城镇化明显滞后；城镇化滞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非农就业不能充分转化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本应该通过非农产业发展成为城镇居民的人口，受到现有财税、土地、户籍、住房及社会保障福利等制度方面的限制，部分人群长期成为在城镇就业而居住在农村的“候鸟型”人群，削弱了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力。为此，本文提出三项建议：一是推进户1本报告由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与陕西省统计局联合专题课题小组完成，不代表所在机构观点，研究结论仅代表课题组观点，未经同意，请勿转载。2013年12月6日－2－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城镇化发展动力；二是加强要素聚集，强化产业升级，提升工业化发展活力；三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依赖、互相作用，工业化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方式，将生产中心与商业贸易中心聚集于城镇，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镇成为人类的主要聚居区和社会活动中心。可以说，工业化是城镇化的诱导，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如何定量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明确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影响机制，不但对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具有很重要作用，而且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和历史过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通常选择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日益占居主导地位，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从而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不断转变的过程。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3－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有三个方面的选择：其一是通常直接使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即工业化率指标；其二，由于工业化同时是产业化的过程，因此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来反映工业化水平。其三，由于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工业在促进和吸引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本文还采用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重要参照系。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历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从1952年的12.5%提升到2012年的52.6%，工业化率从17.6%提升到38.5%。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看，二者关系呈现先紧后松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52-1960年第一个快速增长期1952-1960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工业化率从17.6%提高到39%，城镇化率从12.5%提高到19.7%，均达到第一个峰值。特别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工业化率提高13.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4.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水平比1952-1960年平均提高水平分别高出1.9和0.53个百分点。但这种冒进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失衡埋下隐患，导－4－致了工业的长时期调整和城镇发展的停滞。（二）1961-1978年调整期1961-1978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一轮调整期。工业化率在1962年和1968年再次跌至28.3%，1978年达到第二个高峰为44.1%。城镇化率也由1960年的19.7%跌至1963年的16.8%和1972年的17.1%。其间，城乡户籍制度、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政策措施，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三）1979-至今，工业化稳定期和城镇化的加速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体系逐步完备，第三产业也快速发展，工业化进入了稳定发展期。期间，工业化率基本稳定在40%左右。以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进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9年的19.0%提升至2012年的52.6%，与非农产业的变动走势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图1全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0102030405060708090100195219551958196119641967197019731976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20092012（%）工业增加值占比城镇人口占比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陕西与全国的历程大致保持一致，2000年以后，陕西城镇化呈－5－加速发展态势，特别是2011年以来开始实施的陕南、陕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采取向城镇靠拢方式，借助现有城镇较为完善的设施和就业便利，促进了城镇化发展。2012年我省移民搬迁拉动全省城镇化率提高0.37个百分点。同时启动的重点示范镇、旅游古镇建设及重点县城建设，成为陕西城镇化建设的另一有力助推器，拉动城镇化率提高0.11个百分点。截止2012年，陕西城镇化率达到50.02%，比2011年提高2.72个百分点，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图2陕西城镇化率2与工业化率2030405060708090100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城镇人口占比（常住）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二、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测度相关文献研究显示，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定量测度方法主要有：一是利用皮尔森相关关系测定城镇化与工业化指标间的相关程度；二是利用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塞尔奎因（M.Syrquin）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中对城镇化和工业化阶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城镇人口占比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由于统计方法和口径变化，这种方法计算的城镇化率，陕西只有2000年以后的数据。－6－段的关系判断标准进行测量；三是利用国际上常用的IU和NU比来测度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以下将利用上述三种方法，对全国和陕西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进行定量测度。(一)城镇化与工业化相关关系城镇化和工业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工业化之所以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循环累积因果作用的结果。根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经济规律所驱使，导致人口与资本不断向城市聚集，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加速城镇发展，从而使城镇化与工业化，乃至非农产业的关系，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为了实证我国建国以来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分别运用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同的指标，测算了不同时间段全国和陕西城镇化与工业化指标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见表1）。从全国数据来看，表1显示：（1）在每个时间段，非农产业增加值与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与城镇化相关度都高于工业和第二产业相关指标与城镇化的相关度。（2）改革开放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较为明显，1952-1977年城镇人口比重与工业增加值占比的相关系数高达0.757。（3）1978-2012年二者相关度甚至为负。（4）改革开放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非农就业占比与城镇化的相关度提高至0.9以上，高于工业增加值占比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城镇化的相关度。－7－从陕西看，表1显示：陕西省城镇人口占比与工业化的相关度要高于非农人口占比与工业化的相关系数。表1全国和陕西城镇化与工业化指标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全国陕西城镇人口占比城镇人口占比非农人口占比1952-2012年1952-1977年1978-2012年2000-2012年工业增加值占比0.5110.757-0.0340.9470.878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0.5910.7340.3290.9110.847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0.9240.7830.9490.8910.811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0.8280.2760.9010.9440.984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比0.9390.3750.9780.9860.936（二）钱—塞“发展型式”的城镇化与工业化阶段根据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奎因在1975年提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模型（简称钱-塞发展模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发展之初的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在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共同达到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并明显超过工业化。到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作用也由此开始表现为逐渐减弱的趋势。2011年全国人均GDP美元为5447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51.27%，制造业占GDP比重为32.5%，工业劳动力份额为18.7%（2010年人口普查数），根据钱-塞“发展型式”判断，人均GDP处于钱—塞“发展型式”第6阶段向第7阶段过渡时期，工业化处于第6-7阶段，而城镇化处于第5-6阶段，特别是工业劳动力份额较为偏低，仅处于第3-4－8－阶段，总体看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011年陕西人均GDP换算为美元达5181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47.3%，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2.1%，工业劳动力份额为17%，根据钱-塞“发展型式”判断，陕西人均GDP较为超前，处于6-7阶段，基本与全国同步，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整体低于全国，工业化处于低3阶段向第4阶段过渡时期，城镇化接近第5阶段，工业劳动力份额偏低的特征与全国表现一致。总体看，陕西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镇化，但这结论是基于用制造业占比衡量工业化得出的，而陕西的工业结构是以能源化工为主，占到工业的六成，所以这个结论有待进一步论证。表2钱—塞“发展型式”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级次人均GNP（2011年美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工业劳动力份额（%）1小于87512.812.57.828752214.99.13175036.221.516.44262543.925.120.6535004927.623.56437552.729.425.87700060.133.130.38875063.434.732.59大于875065.837.936.8注：1.表中人均GNP数据是将原表中1964年价的数据按照钱纳里、赛尔奎因结合分析师刘禹平计算的分阶段换算因子，计算出1964-2011年换算因子为8.75，进行了换算；2.资料来源:H.钱纳里，M.塞尔昆.发展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68.(三)基于IU与NU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对比关系在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中，经常用到IU和NU这两个比率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9－指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与城镇化率的比值。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左右，可以认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如果IU比明显小于0.5，而NU比明显小于1.2，则说明不仅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城镇地区，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人口也集中在城镇地区。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超前发展了，会出现过度城镇化的态势。其表现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又无充足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过度膨胀的城镇可能会出现大量贫民窟。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而NU比明显大于1.2，则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