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需求影响因素的综述

劳动需求影响因素的综述就业是当今世界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各国政府普遍把促进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综观世界，各国为解决就业问题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但总的来看，就业情况依然严峻。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使得对劳动的需求大大减少，失业问题己成为世界性问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探索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中国就业也面临着重大挑战，中国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再加上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转轨，在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失业问题。近年来就业弹性的逐年较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各国增加劳动需求方面的政策的研究，借鉴有利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不断促进劳动力市场需求，完善劳动力市场。所谓劳动力需求，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一定工资率的条件下，企业和社会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劳动力数量。简单的说，劳动力需求是企业和社会再生产吸收和容纳劳动力能力和容量。劳动经济学的传统主题之一是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即从社会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派生出来的，因此劳动需求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就业水平。从宏观上讲，劳动力需求取决于社会生产规模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微观上讲，各个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以工资的变化和产量的增减为转移。如果工资变化不影响生产规模，企业则根据替代效应，用减少价格相对上升的生产要素，而增加价格相对下降的生产要素改变其生产方法，以此来增加或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工资变化影响到生产成本的高低，劳动力的需求就会随之增加或减少。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较为复杂，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见表2.2。表2.2影响劳动需求因素宏观方面社会生产规模大小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总体水平高、积累高、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合理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就越大，社会拉动力的需求量就越大。社会经济结构状况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劳动力数量都有影响。科学技术进步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排斥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又通过创造新兴部门、行业和职业来促进劳动需求的增加。制度因素包括就业制度、用人制度、福利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惯等等。。微观方面企业的生产规模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劳动力的需求量随之增大。企业的利润率企业决定雇用规模以最大利润率为决策原则，当边际劳动生产率为正时，企业就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反之则会减少。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使得企业对有创造力的高级人员的需求量增加，同时也会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一、宏观方面1、社会因素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劳动总需求不是简单地由社会上所有企业的劳动需求加总而成，边际生产率理论虽然是微观劳动需求的科学反映，但它不能说明社会劳动总需求。对于社会劳动总需求的宏观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居民总体消费水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所引致的劳动需求的总量。此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与劳动需求的差别有关：经济落后国家主要需要非熟练的、教育和训练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主要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科技素质、受教育年限长的”白领工人”，并需要大批经过正规专业训练、具有较强技术长信能力和组织经营能力的科技人才与经营管理人员。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劳动总需求的联系，尤其体现在就业的产业结构上。可以说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一般情况下，经济水平越发达，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就越大，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就越小；反之，经济水平越落后，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就越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就越小。三大产业结构的状况对劳动需求也有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就业者的结构，决定着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和受过较高教育的”白领人员”的从业人员比例。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就业弹性描述的是经济增长1%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无论是处于竞争均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都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然而，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则存在很大的争议。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1979年的0.44下降到2001年的0.18，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也显著下降。即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的作用逐渐减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赖小琼，2001）。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1-198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77%，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2%；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可以看出，199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胡鞍钢等（2004）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2、技术进步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经济需求，一般都会转化为劳动需求。但是，一定数量的经济需求究竟能转化为多大数量的劳动需求，这就要取决于社会技术水平。技术水平高，即资本—劳动比例系数大，转化为劳动需求的数量就小；技术水平低，即资本—劳动比例小，转化为劳动需求的数量就大。那么，企业如何选择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呢？当然，企业处于”经济”原则即效益原则，往往要通过高技术条件下搞资本与地劳动的配比，取得较大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缺德较大的产值与利润。因此，在企业对市场预期良好、要扩大再生产的状态，其经济效益较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含量是排斥劳动要素数量的，但是当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时，其对于劳动要素质量方面的需求也大大提高。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技术进步增加就业。昌盛（2005）采用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增加就业的结论。瞿群臻（2005）在分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就业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技术进步对于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压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认为技术进步抑制就业。张军等（2002）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主的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失业压力日益严峻。彭绪庶等（2002）通过实证分析美国1948—1999年的数据，研究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得出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劳动替代特征。姚战琪等（2005）的研究也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存在反向的关系。三是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龚玉泉、袁志刚（2002）通过对比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短期效应来看，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排斥效应。但从长期的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的效应。杨淑华（2006）强调了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效应，并且认为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增加。四是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不明显。毕先萍等（2004）的研究发现虽然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它与就业量之间并没有长期的明确关系。黄赜琳（2006）认为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但从就业角度上看，技术进步的作用效应较小。吴小松（2007）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增长的贡献较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方不确定。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劳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促进了产出增长，同时也促进了就业增长，但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与技术进步相伴的资本投入也对劳动起到了替代作用。在经济活动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对产出和就业增长影响的不对称性，是我国高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重要原因。孙永君（2011）认为在劳动供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在促进产出大幅增加的同时，却不能同步促进就业人数相应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会带来投资的增加，而投资对劳动又有替代作用，这样，技术进步的”副作用”就是经济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的增幅越来越小，最终造成产出增加和就业人数增加的不同步性。这是通过可分劳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所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产出失业关系影响的一个重要结论。鉴于可分劳动模型模拟的是经济系统的长期均衡结果，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一般性，可以解释我国产出失业关系的长期行为。3、制度因素Hamermesh指出，一个行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取决于该行业劳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劳动与其他投入要素的替代弹性以及该行业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三个变量，且劳动需求弹性随着要素替代弹性与最终产品需求弹性的增加而上升。Rodrik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贸易开放度增加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的两个渠道。Slaughter运用美国制造业1961年—1991年的数据分析了国际贸易与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关系，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非生产性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比生产性劳动显著。Hasan、Mitra和Ramaswamy运用印度制造业1980年-1997年的分行业、分省份数据，考察了印度始于1991年的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贸易开放度增加将导致劳动需求弹性升高的理论假说。周申估算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指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我国工业劳动市场的需求弹性。在FDI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关系方面，OzayMehme，tAkbarTavakoli利用中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数据，研究了FDI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认为FDI流动使得全球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增加。KennethScheve，MatthewJ、Slaughter采用英国1991—1999年的数据分析了FDI对劳动力安全感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需求弹性），认为